跳转到内容

严修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严修
严修像
范孙
夢扶、偍屚生
本名严慎修
出生(1860-04-02)1860年4月2日
直隶省順天府三河縣
逝世1929年3月14日(1929-03-14)(68歲)
中华民国天津市
墓地南开大学中心花园
纪念建筑范孙楼、严修雕像等
居住地天津
国籍大清(1860年-1911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29年)
籍贯天津
职业教育家
机构南开学校
研究领域教育
儿女严智崇(长子)
严智怡(次子)
嚴智鍾(五子)
严智开(七子)

嚴修(1860年4月2日—1929年3月14日),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天津府天津县(今天津市)人。严修是中国清末民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改革家与政治家,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1]。他主张“教育救国”,是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新式学制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在中国近代兴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及社会教育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他循序渐进办教育,对外国教育进行了广泛考察[2],形成了取法西方、立足本土办教育的理念[3]

188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任职。1894年出任贵州学政,任内提倡经世致用。1897年,严修上奏朝廷请设“经济特科”,试图改革科举选才制度,被梁启超誉为“新政最初之起点”[4]。1902年及1904年,他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思想深受影响。清末新政期间,严修官至学部左侍郎,深度参与了清末教育体制的顶层设计。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在严氏家馆的基础上创办私立南开中学,此后又陆续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及南开小学,构建了完善的南开系列学校,因其对南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被尊称为“南开校父”。

此外,严修在艺术领域亦有极高造诣,曾发起成立城南诗社,在书法上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元礼并称为“天津书法四大家”。

生平

[编辑]

早年生涯

[编辑]

严氏先祖世居浙江省慈溪县[5]。清顺治年间,七世祖严应翘因经营盐业迁居天津,遂入籍天津。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严家一度离津,迁往直隶省三河县严家盐店所在地暂避[6]。同年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1860年4月2日),严修出生于三河县。其出身天津盐商世家,初名严慎修,后改名严修[6]

严修出生后,其父严克宽为维持家计,放弃科举,将仕进期望寄托于其子。严修自幼接受传统经学教育,3岁随家人返津,6岁入私塾,从师查贴青,启蒙读物为《龙文鞭影[7]。9岁开始习作试律诗,14岁参加院试,考入府学,15岁应岁试,列一等第七。1876年至1881年间,师从举人张绅,系统研读《诗经》《尚书》《礼记》《左传》《朱子汇参》等典籍,并在辅仁书院、问津书院参加课试,成绩多居前列。

1878年,18岁的严修再次参加院试,补为廪膳生。其后科举进展顺利,阅读范围亦不断扩大。至1881年(21岁)时,已通读《国语》《法言》《文选》《绛史》《经义述闻》等,并经常温习《》《诗》等经书。1883年,23岁的严修赴顺天乡试,中举人,其经义卷获正考官徐桐赏识。回津后,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接见。

光緒九年(1883年)癸未科进士,殿试列二甲第十一名;同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8]。光緒十二年四月,散館,授翰林院編修[9]

仕途与改革萌芽(1894-1898)

[编辑]

光绪十年(1894年)八月三十一日,时年三十五岁的翰林院编修严修奉光绪帝上谕:“今特命尔前往贵州提督各府州县学政……贵州人文所萃,尤宜加意锐新,多方鼓舞,以称朝廷培植人才至意。”同年十月十四日,严修离京赴任贵州学政。

在任贵州学政期间,严修曾多方筹资办学,倡导教育革新。戊戌变法时期,他上奏要求改革科举制度,设立“经济特科[10]。然而,因守旧大臣反对拖延,迟迟未能施行。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但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发生,经济特科随即被慈禧太后下令废止。

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1898年任满返京后,他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辞官从教启蒙(1898–1903) 

[编辑]

戊戌变法失败后,经济特科被废止。严修仍坚信中国必须实行变法维新,因此辞官返回天津,弃政从教,尝试兴办新式教育[11]

南开学校发祥地严氏私塾

1898年,严修与袁世凯、张伯苓结识。6月17日至 21 日,严修赴操练新军小站镇拜访同科好友徐世昌,并观摩新军训练[12]。在徐的引荐下,他结识了袁世凯段祺瑞姜桂题言敦源等众多北小站班底成员。此后,严修与袁世凯自此结缘,日后合作推动近代教育改革[7]。11月28日,严修在家中设立严氏家塾“严馆”,聘请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任教,开设英文数学及理化课程,并提倡体育教育,要求学生练习跳高,这在当时实属罕见[13]

1900年6月17日,义和团进攻天津租界,随后于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战乱之际,严修未遭兵燹波及,赖张伯苓以英文与联军交涉,使其宅院得以保全[7]。此番变故,对严修此后的人生选择与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7]。他常与林墨青王春瀛及张伯苓等人讨论国事,逐渐形成了通过教育实现国家振兴的信念[7]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严修深感忧患。他先遣长子严智崇、次子严智怡随日本人大野赴日短期学习日语,并亲自前往日本考察学务。同年,他与张伯苓商议创办蒙养小学堂,次年扩建后改名为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14][15]

1902年,严修送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留学[7]

推广新式教育(1903–1909)

[编辑]
1904年成立的“私立中学堂”,后更名南开中学

1903年,考察归国后,袁世凯亲自登门邀请他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任职期间,他积极推行新政,要求各府县设立学堂和师范学校,并亲自主持创办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学校。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再赴日本考察教育。8月返国途中,他提出“于津城办民立中学一处,以作中学之模范”[16]。同年10月17日,他创办“私立中学堂”。年底,在其建议下,张伯苓将学堂更名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义。此后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更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为“南开中学校”。南开创办伊始,严修提出“尚公”“尚能”的办学宗旨,张伯苓亦在多次演讲中阐发,并在教育实践中坚持贯彻[17]

1905年,学部设立,严修被任命为侍郎。同年,他主持将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18]

1908年,严修辞职返津,继续兴办教育。1909年,他仍主持顺直教育事务。但随着袁世凯被罢免,清廷也将其禠职[12]

海外考察与实践(1913–1920)

[编辑]

1913年7月,严修率袁世凯三子赴欧考察,并安排他们在英国学习。1914年2月,他在英国接到电召,被授任教育总长,但婉辞不就。1915年5月,严修赴江苏南通考察中国近代教育家张謇兴办的教育、实业及慈善事业,用时四日[19]

1919年9月25日南开大学开学纪念合影,第二排右九为严修,第二排右七为张伯苓,最后一排左一为周恩来

1918年10月,严修与张伯苓赴美考察教育,途经日本时,正值留学的周恩来陪同参观游历。1919年9月25日,南开学校增设大学部[20]

1920年,周恩来因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失学。严修出资7000元设立“严范孙奖学金”,经南开大学校董会决定,资助周恩来及教员李琴湘之子李福景赴欧勤工俭学[20]。其后,周恩来在赴日留学及留法勤工俭学期间,均得到严修资助[20]。严修甚至在自己的账户下为周恩来开设专户,首年款项直接交付本人,其余费用由他人定期转寄。1922年正月初五,周恩来之父周懋臣特赴天津致谢[5]

教育扩展与文化建设(1921–1928)

[编辑]
倡导成立的崇化学会已经发展成天津市崇化中学

1921年,严修发起成立城南诗社,主持期间,常邀社员至八里台南开大学青龙潭(今天津水上公园内)聚会,讲授并观摩诗文创作[21]

1923年5月,南开大学部迁至八里台新址;同年9月,增设女中部(前身为严氏女塾,后更名为严氏女学、严氏女中,1923年改为南开女子中学)。

1927年,严修倡议成立崇化学会,以提倡国学教育[22]

1928年,南开学校再度扩展,增设小学部。

逝世

[编辑]

1928年12月底,严修应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之邀,带病出席天津至杨村公路竣工典礼。不幸因受寒回家后即卧病在床。至1929年3月2日,病情略有好转,他特地邀集好友华世奎赵元礼、林墨青、陈宝泉等相聚,并作诗自挽:“小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谁知白发急催人。几番失马翻侥幸,廿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泉相待几交亲。”诗中透出达观之情,亦流露对生死的坦然与惜别。

同年3月14日23时,严修因病逝世,享年69岁[23]。《大公报》随即发表社评《悼严范孙先生》,称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此后,南开大学与南开中学先后举行追悼会。会上,张伯苓致悼词称:“严先生道德学问,万流共仰!个人追随颇久,深受其人格陶冶。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3]

教育思想与实践

[编辑]

革新传统教育

[编辑]

严修自1894年12月29日接印上任贵州学政,开始其社会革新的实践,至1898年1月7日任满离黔。在三年有余的时间里,他倡导“敦品励学,讲求实用”的学风,主张在选科取士上注重实用之学。1897年10月,他提出设立“经济特科”的主张,意在适当打破传统的科举取士常规,选拔具有真才实学之人。

戊戌变法期间,严修上奏《奏为时政维新破格迅设专科敬陈管见事》一折,要求改革科举制度,开设经济特科[10]。其奏折进京后,光绪帝即令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妥议具奏,但因守旧大臣阻挠拖延,迟迟未能施行。礼部侍郎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复上书催请,光绪帝于1898年7月13日下诏催办,总理衙门与礼部方才勉强拟定章程并公布施行。然而,仅两月有余,戊戌政变即告发生。

同年10月9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经济特科,易滋流弊,并著即行停罢。”严修因奏请开设经济特科而触怒体仁阁大学士徐桐等清末守旧派官僚,遂于1898年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被革去翰林院一切差使,仅留编修虚衔。

尽管如此,严修上奏废除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的举措,对推动传统教育的革新影响深远,被梁启超誉为“新政最初之起点”[4]

倡导新教育、新学校

[编辑]
南开学校旧址

严修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教育家。1898年,严修在自己的宅院建立严氏塾馆,聘请张伯苓教授子侄英文、算学、理化等西方新式教育的课程[24]。1904年,严修、张伯苓等人在塾馆私学的基础上缔造了私立南开中学,很快在天津的中等教育中显示出新式教育的蓬勃朝气和先进性,受到社会的好评。赴日教育考察期间,严修与日本音乐教育家伊泽修二有所交流,考察并了解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制度与实施情况[25]。回国后,他在天津创办的各级学校,尤其是女子学校中设立音乐课程,将音乐纳入常规教学体系,使其成为新式学校课程结构中的组成部分[25]

严修出任直隶省学校司督办主持全省教育时,依然大力推进新式教育的发展,要求每个府县必须设立一座学堂,同时设立一座师范学校,主持建立了天津模范小学、天河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校。弃政从教后,严修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等南开系列学校崇化学会等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思想。

1905年,在严修的主持下,把设在天津城西如意庵的私立中法学堂,改组为如意庵官立中学堂[18]

提倡女子教育

[编辑]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严修素以倡导男女平等著称[3]。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他自费率二子严智崇、严智怡赴日本考察教育。在日其间,严修专程调研女子教育的现状,访问了日本女子教育家大野铃子及教育家伊泽修二,并参观考察了杜边小学校、华族女学校、爱珠幼稚园、常盘小学校附属幼稚园和庆应义塾等学府。

当年冬天回国后,严修即在自宅创办“严氏女塾”,主要招收其家族及亲友之女。女塾的师资由其子与日本教师共同担任:次子严智怡任主任兼国文教师,三子严智钟授英文;聘请日本教员川本教授日文和唱歌,山口教授手工,野崎教授织布。严修本人亦时常亲授作文。女塾所用教材与教具多为其自日本携回。民国以后,女塾逐步扩展,先后增设高小班和中学班。

1904年,严修在主管直隶学务期间,进一步推动女子教育,倡议创办北洋女子公学,后发展为北洋女师范学堂,其办学传统延续至今,成为天津美术学院河北师范大学的源头。1923年,严修又协助张伯苓在南开学校体系中创办南开女子中学,其办学脉络亦延续至今,成为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

创办高等教育

[编辑]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主教学楼

严修与张伯苓认为,中等教育仅为国民教育的初步,只有大学才能够应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才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颉颃。因此,在年迈之年,严修致力于创办一所大学[20]

1917年,在尝试创建的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一年便失败后,严修派张伯苓先期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大学经营之道[26]。同年,严修也亲赴美国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旧金山大学等著名私立大学的运作进行考察。1918年底回国之后,严修和张伯苓开始为南开大学的创建奔走[20]。两人先行前往北京,面见教育总长傅增湘及多位知名学者,讨论大学成立事宜,又找到梁士诒曹汝霖周自齐范源濂等人[27],募集大学创建的资金。之后两人又亲自或派人前往多处,争取各地军阀支持[11]。严修、张伯苓曾拜会曾多次给南开捐款的天津籍江苏督军李纯,恳请帮助筹款。1920年10月,李纯临死前立下遗嘱,将家产的四分之一,约合50万银元捐给南开大学作为永久基金[28]

弘扬地方文化

[编辑]
1923年严修发起对天津文庙进行修缮

1914年,严修应徐世昌函托,与华世奎赵元礼等学者商议筹建天津修志局,由高凌雯王守恂担任总纂,严修负责鉴定工作[7]。在他的推动下,《天津县新志》和《天津政俗沿革记》得以编纂并出版,为研究天津历史与地方行政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严修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他在1923年联合华世奎等人发起文庙敬事会,对天津文庙进行修缮,并呼吁社会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7]。尽管他曾尝试重修水西庄未能如愿,严修仍多次以诗文表达对文化遗产流失的惋惜与关切[7]

1927年,严修因“鉴于国学日微,将有道丧之敝惧”,为继承和研究中国历代学术以及经史古文、延续国学传统,倡议成立教授国学的学术团体。该倡议在天津士绅中引发共鸣,并在多方协助下着手筹备。学会名称取意于《汉书·武帝纪》元朔五年汉诏“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才”,定名为“崇化学会”。1927年8月2日,直隶省政府教育厅准予备案,天津崇化学会正式成立。严修被公推为首席董事,礼聘学者章钰为主讲。同年10月25日,天津崇化学会设立讲习所,招收学员23人,并以严修位于西北角的家宅作为讲堂举行开学仪式,培养研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才。

倡导移风易俗

[编辑]

严修积极倡导社会转型、移风易俗,倡导现代文明的生活理念,热衷于地方公益事业[3]

严修反对女子缠足等歧视女性的封建传统[3]。1910年,清廷资政院会议,严修通过天津代表胡玉孙递交《不缠足说帖》,希望清朝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女子缠足。他还与天津教育家林墨青合作筹组“放足会”,并组织亲自作《放足歌》,在严氏女塾及女学内传唱[3]

中华民国成立后,严修拒绝以清朝遗老自居,率先剪掉辫子,废除跪拜礼,避而不见退位后到天津寓居的溥仪。同时,严修反对嫖娼、征妓、纳妾、赌博、大操大办婚丧嫁娶等社会陋俗,对有赌博癖好者如梁启超、林墨青等名士时常规谏,每逢寿日他就外出避寿,家中婚丧一律从简。

文学

[编辑]
天津水上公园严修集字秋宇清霜秋岛题词

著作

[编辑]

严修逝世后,其后人将包括诗文集、日记、杂记、函札在内的大批手稿捐赠给天津图书馆,为学术界提供了核心的研究资料。1959年,周恩来在视察南开大学时曾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严修日记》并深入开展其教育思想研究[1]。1990年,严修自订,高凌雯增补,后人增编的《严修年谱》出版[29]。2025年,《严修日记(1898—1910)》整理出版,记录的这十多年的时光既是严修个人从38岁到50岁的年华,也是戊戌变法到晚清新政的历史时期[30]

此外,已有《严修东游日记》[31]、《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蟫香馆手札》等著作辑录出版。

诗歌

[编辑]

严修主持城南诗社时期的诗歌与域外纪游诗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所在[21]。严修的诗歌创作高峰出现在晚年。1921年,严修有感于存社诗文唱和兴盛,在天津发起成立了城南诗社,讲授并观摩旧诗文创作。此时,严修的诗歌反映了北洋乱世时期文人的特殊心态。严修作为曾经的清廷官员,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创作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和民生的忧虑,而非同其他清朝遗老一样多表达遗民之思[21]。严修的欧美纪游诗多关注欧美国家当时的进步文明,反思当时中国的落后,反映了传统知识分子罕见的革新思想[21]

趙元禮曾严修的诗“天怀淡定,纯任自然,读之如对古德,如聆古乐,使人矜平躁释,盖非寻常雕章琢句者之可几也”[32]。时人王守恂曹聚仁对他的诗也有很高的评价[32]

评价

[编辑]

研究

[编辑]
南开中学校园内的严修铜像

严修是近代中国教育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他曾任贵州学政,力主废除科举并兴办新式学堂;在担任直隶学务长期间,主持建立了北洋师范学堂、直隶女子师范学堂及直隶高等法政学堂等多所学校。弃政从教后,严修先后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及崇化学会,其教育实践从公办体制延伸至私立系统,形成了较完整的教育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10]

针对严修的学术整理与研究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1959年,周恩来在视察南开大学时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严修日记》并深入开展其教育思想研究[1]。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恩来与邓颖超赴天津期间,曾看望严氏后人,并建议由严范孙之孙严仁曾编撰《严修年谱》,后将其安排至天津文史馆,从事相关整理与研究工作[33]。2004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冬君出版《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34],该书讲述中国教育由传统的官学、私学体系转向现代国立教育体制的历史进程中,范孙先生所开创的新私学传统具有重要意义,得到来新夏等学者的肯定[35]

2019年,天津市严修研究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学界对严修的研究进入新阶段[36]。近年来,该研究会相继举办了“严修与近代中国研讨会”、“启蒙者严修”座谈会以及“百年变局,启蒙穿越”专题访谈等活动[36]

各界评价

[编辑]

张伯苓和早期南开校友对严修十分崇敬,将其尊为校父。张伯苓称赞说,严修“指给我人之方向,即是教育须为国为公”“南开之精神,即是严先生的精神”。

1897年,严修奏开经济特科之举,被梁启超称之为“新政最初之起点”[4]

蔡元培说评价严修“于旧道德素称高贵”[37]。周恩来则评价“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37]“一生为人好像一杯清水,清而有味,纯洁无染,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足为后世学习的楷模”[38]: 4 

1948年,胡适在《另一个中国》中撰文称“严修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他对教育的信念、对于新时代新学识的虚心接受和他在天津地方、直隶全省的道德名望,给年轻的张伯苓在创立远大的教育事业上有莫大的助力。”[39]

纪念

[编辑]
天津南开中学内以严修的字“范孙”命名的范孙楼

严修逝世后,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校园内均兴建了以严修的字“范孙”命名的“范孙楼”,以纪念严修创办南开学校。

2019年,严修逝世90周年及其创办的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南开中学建校115周年之际,肇始于严修次子严智怡创办的天津博物馆为了纪念严修在天津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策划了《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常设展览以资纪念[40]

2022年4月,严修诞辰162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和天津市严修研究会、天津市张伯苓研究会共同编辑出版了南开大学校史丛书之《严修纪念文集》[41]

家庭

[编辑]
严修旧居

严修是费市严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5],是清末巨商严信厚的堂侄。

严修长子严智崇,1918年在日本去世。严智崇之子严仁荫,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严修二子严智怡,中国近代博物院事业创建人之一。曾任直隶商品陈列馆馆长,1916年筹组天津博物院,1922年后先后任天津博物院院长、天津广智馆董事长、河北第一博物院院长等职。

五子嚴智鍾,医学教育家,曾任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院长。

七子严智开,美术教育家,曾任北平艺专校长、国立北京美术学校主任教授、教务长之职,创办了天津美术馆,并担任馆长。严智开女儿严仁英,曾任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中国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

长女严智蠲,曾任天津私立蒙养园园长,与严修学生卞俶成结婚。

相关条目

[编辑]

参考文献

[编辑]
  1. ^ 1.0 1.1 1.2 张立民.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著名教育家严修教育救国的故事. 慈溪日报. 2022-03-20. 
  2. ^ 郭德兰. 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外教育的考察异同探析——以严修、吕珮芬为中心. 秦智. 2023-06-30, (2023(6)). 
  3. ^ 3.0 3.1 3.2 3.3 3.4 3.5 梁吉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 编. 近代天津十二大教育家.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 ISBN 9787201033150. 
  4. ^ 4.0 4.1 4.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ISBN 9787101004755. 
  5. ^ 5.0 5.1 5.2 方印华. 严修与周恩来的师生情. 慈溪日报. 2022-04-03. 
  6. ^ 6.0 6.1 陈鑫; 郭辉. 南开校父严修画传.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ISBN 9787101140989. 
  7. ^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王颖; 王毓珣. 从进士到教育家:严修成功之路及成因. 教育史研究. 2022-09-05, (2022 ,4 (03)): 116–128. doi:10.19876/j.cnki.jysyj.2022.03.018. 
  8. ^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一百六十三):光绪九年癸未五月。庚辰朔……○引见新科进士。得旨。陈冕、寿耆、管廷献、业经授职外。朱祖谋、志钧、丁仁长、徐炳文、邵松年、张预、熊亦奇、李葆实、黄福楙、严修、准良、曹寯瀛、钱正圜、鲁鹏、王培佑、秦绶章、秦夔扬、甯本瑜、赵汝翰、陈荣昌、胡景桂、曹福元、洪家滋、童祥熊、施纪云、柯逢时、何维栋、陈如岳、汪凤藻、赵尚辅、王式文、马吉樟、彭鸿翊、施调赓、陈凤楼、沉潜、郑祖焕、华煇、陈同礼、张琦、周锡恩、傅汝梅、张筠、伍兆鳌、陈后琨、王念祖、绵文、张亨嘉、王绍廉、俞成庆、熙麟、黄桂清、曾宗彦、郑淑璋、阎迺竹、骆景宙、济中、高祚昌、李培兰、陈受颐、陈名珍、彭清藜、李荫銮、刘昺燮、郑邦任、李振鹏、梁鸿翥、雷在夏、康际清、郑炳麟、李敬修、冯汝骙、孔昭乾、蒯光典、李岳瑞、阎萃峰、周绍刘、王祖畬。俱著改为翰林院庶吉士。
  9. ^ 《大清德宗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实录》(卷二百二十七):光绪十二年。丙戌。四月。己卯。……○引见癸未科散馆人员。得旨、修撰陈冕、编修寿耆、管廷献、业经授职。二甲庶吉士邵松年、张筠、华煇、丁仁长、陈名珍、曹福元、赵汝翰、朱祖谋、吴国镇、王培佑、曹寯瀛、汪凤藻、准良、周锡恩、柯逢时、黄福楙、李士鉁、陈同礼、胡景桂、陈荣昌、陈如岳、陈鼎、鲁鹏、严修、施纪云、王式文、黄桂清、赵尚辅、张亨嘉、骆景宙、马吉樟、王绍濂、志钧、刘昺燮、张预、彭清藜、熙麟、李葆实、绵文、俱著授为编修。
  10. ^ 10.0 10.1 10.2 田正平. 一位省级最高教育行政官员的工作日志——《严修日记(1894-1898)》阅读札记. 现代教育论丛. 2021-01, (2021年第1期). 
  11. ^ 11.0 11.1 梁吉生. 逝去的大学. 同心出版社. 2005. ISBN 9787805939537. 
  12. ^ 12.0 12.1 郭辉. 北洋良才严修. 书屋. 2018, (11): 42–46. 
  13. ^ 南轩理(中共南开大学党委宣传部). 张伯苓:演绎中国教育传奇的古典圣者. 南开大学新闻网. [2019-06-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9-16). 
  14. ^ 郑致光. 张伯苓传.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 
  15. ^ 蔡辉. 严修:追求实学,不务虚文. 北京晚报. 2019-03-21. 
  16. ^ 《天津南开中学志》编修委员会 (编). 天津南开中学志.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0977200. 
  17. ^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师范大学. 大学之魂——中国大学校训故事.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0-01. ISBN 9787549570447. 
  18. ^ 18.0 18.1 张绍祖. 娘娘省亲地改办学堂. 今晚报. 2022-11-18. 
  19. ^ 王斌. 张謇与严修的交往. 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03-15, (2022(03)). 
  20. ^ 20.0 20.1 20.2 20.3 20.4 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 南开大学校史.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9-10. 
  21. ^ 21.0 21.1 21.2 21.3 杨传庆. 作为诗人的严修——“南开校父”严修的诗与诗学.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01-15, (2020(01)). 
  22. ^ 崇化中学,深入骨髓的国学精神. 城市快报. 2016-02-02 [2017-12-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24). 
  23. ^ 陈鑫. 严修逝世日期辨. 今晚报. 2014-08-13. 
  24. ^ 单炜炜. 力挺张伯苓 资助周恩来 “校父”严修的“发现之旅”. 每日新报. 2024-09-09. 
  25. ^ 25.0 25.1 杨慧. 严修与清末天津音乐教育起步关联考述.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2025, (01): 25–34,43. doi:10.16274/j.cnki.cn12-1280/j.2025.01.006. 
  26. ^ 栾树清. 教育家办学机制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3-01. 
  27. ^ 慈波、朱艳艳. 范源濂略论.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10-10-10, (2010年05期). 
  28. ^ 佚名. 李纯与“秀山堂”. 今晚报. 2004-10-08. 
  29. ^ 严修; 高凌雯; 严仁曾. 严修年谱. 王承礼 辑校;张平宇 参校. 齐鲁书社. 1990-01: 517. ISBN 7-5333-0155-2. 
  30. ^ 陈鑫. “志为爱国志士”——严修日记折射出的十年心史. 天津日报. 2025-05-01. 
  31. ^ 严修. 东游日记. 岳麓书社. 2016. ISBN 9787553806563. 
  32. ^ 32.0 32.1 楼世宇. “南开校父”严修是阿拉宁波人. 宁波晚报. 2025-09-10. 
  33. ^ 龙飞. 周恩来与严范孙、张伯苓的师生情. 中华读书报. 2013-05-15. 
  34. ^ 李冬君. 中国私学百年祭——严修新私学与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系年.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4-04-01. ISBN 9787310020652. 
  35. ^ 来新夏. 应该怎样评价严修. 南开大学报. 2023-03-29. 
  36. ^ 36.0 36.1 岳怀让. 天津为南开校父严修设研究会,他曾赠周恩来“含英咀华”锦旗. 澎湃新闻. 2019-04-12 [2022-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11-18). 
  37. ^ 37.0 37.1 严文凯. 一代人师——严修. 天津日报. 2017-02-21. 
  38. ^ 康之国. 周恩来的青年时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ISBN 7501000808. 
  39. ^ 胡适等. 另一个中国.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皇冠出版社. 1948. 
  40. ^ 郭术山. 智启津沽育人有方——以'智启津沽•严修与天津近代文化教育展'展览设计为例. 天津美术学院学报. 2022-08-18, (2019年第002期): 82–84. 
  41. ^ 聂际慈. 《严修纪念文集》出版. 南开大学新闻网. 2022-04-02 [2022-11-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