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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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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
天津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正门悬挂“内修武备”牌匾
北洋武备学堂正门悬挂“内修武备”牌匾
创办时间1885年正月
学校类型公立
校址天津大直沽

北洋武备学堂,通称天津武备学堂[1],位于天津大直沽以北,唐家口以南。该学堂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创办,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旨在通过新式教育培养新型陆军军官及其他军事人才,是中国第一所专门开展近代陆军教育的学堂[2],其开办的铁路班是中国铁路工程教育事业的发轫之地[3]

北洋武备学堂成立后,清廷将其成功经验推广至全国,各省纷纷创办新式陆军学校,这些学校在办学方针、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乃至校名上,多有参照北洋武备学堂的模式。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时,北洋武备学堂被焚毁。辛丑条约签订后,天津附近20里地区内不得有中国军队驻扎,北洋武备学堂复校无望。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遂将天津各项军事机构移于保定,建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

在其存在的十五年间,北洋武备学堂培养的大批毕业生成为各省新军的骨干力量,其中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人更成为北洋军阀的重要领导者[4]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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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的创办人李鸿章

创设背景与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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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在内忧外患交织的形势下,清廷开始推进军事体制的近代化改革。中法战争暴露出清军在组织指挥与专业素养方面的严重缺陷,使朝野逐渐认识到,仅靠购置西式军械已不足以应对近代战争,必须系统培养通晓现代战术、测绘与军械技术的职业军官。在此背景下,洋务运动由“师夷制器”逐步转向“育人兴制”。

在天津创设北洋武备学堂的提议,最早出于李鸿章属下周盛波周盛传兄弟[1]中法战争期清廷重金聘请的50名德国军官受到排斥,随着1885年战争结束面临去路问题,为建立天津武备学堂提供了一个直接的契机,既解决了德国军官的去处问题,又可以为新建的武备学堂提供师资[5]

建校过程与学堂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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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士德使团绘制的柳墅行宫,北洋武备学堂借此地开办

1885年(光绪十一年)正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仿照西洋军事学院创办了北洋武备学堂[6],因位于天津常被称为天津武备学堂[1]。建校之初,学堂暂借天津水师学堂作为校舍,不久便迁入大直沽以北,唐家口子以南柳墅行宫旧址[3]

李鸿章下令直隶提督李长乐、广东水师提督曹克忠、广西提督唐仁廉、四川提督宋庆、总统铭军记名提督刘盛休、正定镇叶志超、通永镇吴育仁、大名镇徐道奎、皖南镇史宏祖等“各选弁兵,送堂肄业”,即选派合适的士兵到学堂学习[1]。首任总办为道员杨宗濂

北洋武备学堂首期学员百余人,主要从淮军中选拔基层军官和优秀士兵。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后增设铁路科,军事教习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

1886年,李鸿章制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作为学生日常行动与管理的指南[7]。该学规明确了学堂的学制、纪律、考核制度,为晚清陆军学堂的内部制度奠定了基础,并成为其他各省创办武备学堂的重要参考[4]

同年五月初五,学堂试办数月后,由周馥起草、李鸿章署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天津创设武备学堂拟由海防经费开支等事奏折》正式上奏朝廷,为学堂的经费来源和管理制度提供了制度保障[8]

继任总办联芳

1887年,华蘅芳赴天津武备学堂任教后,即着手进行气球试验,于当年试制成一枚直径五尺(约1.7米)的小型气球,以镪水(即硝酸)与金属反应制取氢气,充入球体之中并当场放飞成功[9]。此举被认为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制造并成功施放的第一枚氢气球[9]

1888年前后,继任总办联芳秉承李鸿章的旨意,为储备铁路建设人才,在武备学堂院内单独设立了“幼年铁路班”,前两年主要面向“幼童”开设课程,重点教授外语及文化知识[3]

1889年,武备学堂曾派段祺瑞等五名成绩优秀的学生赴德国留学,以吸收先进军事技术和管理经验[1]

1890年,聘请德国克虏伯公司铁路工程师包尔·格奥尔格担任铁路工程总教习,同时聘请瞿思图为铁路教习[3]。1897年,学堂正式设立铁路工程科,首批招收学员40名,并延聘中国教习沈琪俞人凤、陈荫东等人任教[3]

毁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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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国联军摧毁距离武备学堂不远处的天津火车站

1900年6月,在八国联军舰队集结于大沽口,尚未进入天津城时,天津租界内的外国居民已将天津武备学堂视为潜在威胁[1]。学堂与租界仅隔一河,如果学堂的大炮开火,租界可能受到直接影响[1]。租界方面因此曾考虑先行控制或摧毁武备学堂[1]

清廷决定解散学堂以保存人才,但90名学员拒绝撤离,坚守校区。6月17日晨,各国领事获悉联军已攻克大沽口炮台,随后决定对武备学堂发动攻击[1]。下午两点,联军乘舢板渡河,从河岸推进,未经抵抗便从土围墙大门进入学堂[1]。联军沿广场推进,向军火库及一处四合院式建筑发起行动,遭到学员从不同方向的射击。联军一部分人采取压制行动,另一部分尝试包抄四合院。部分学员在狭长廊道内坚守。联军最终在多个点引爆火药,导致军火库爆炸,学堂建筑及设施被毁,学员全部遇难。事件造成武备学堂完全被摧毁[1]

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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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袁世凯试图恢复北洋武备学堂,但根据1901年9月签订的《辛丑条约》规定及《交还天津来往照会》,天津实行非军事化,军政机构必须撤离,天津附近20里地区内不得有中国军队驻扎,北洋武备学堂在天津复校无望[10]。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遂将北洋武备学堂及新建陆军随营武备学堂等天津各项军事机构移于保定,建立北洋行营将弁学堂[10]

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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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的课程与学生选拔主要分为营弁班、幼童班和旗籍班三类[4],每期学生人数从百余人至三百多人不等,大部分学制为一年,少数学生可延长至两至三年。

普通班(营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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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班,即营弁班,每年招收一届,主要面向北洋系统各营的下级军官和优秀士兵。招生采取部队推荐与面试相结合的方式:各营统领首先挑选“精健聪颖、略通文义”的弁兵送往天津,由天津海关道周馥等人进行“悉心考试”,最终“择其精悍灵敏者”录取[4]

第一届学生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多数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为此,学校自第二年起改革招生办法。1886年6月颁布的《续订章程》规定:各营统领在挑选应考学生时,应“于弁目子弟中,择其文义粗通、年龄尚轻、质地灵敏、气体强壮、相貌魁伟者为式”,每营限选二名。初试合格的学生报送后一个月,“再由本堂察看,如有不堪造就者,仍资遣回营”。每届学额以百人为限,学制一至二年[4]

幼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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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班创设于1887年,旨在培养素质更高的军官人才。该班学制五年,报考年龄限于13至16岁,且“所受中文教育应与其年岁相当”,必须通过入学文化考试。录取前,学生需保证遵守规定:连续在校五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不得结婚。首届录取人数为40名[4]

旗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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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籍班,即满族子弟班,于1895年后设立。该班专门招收满族王公子弟,多来自世宦之家,由荫昌负责招生和管理。旗籍班既是清末旗兵学堂和陆军贵胄学堂的先驱,也体现了满汉统治集团在军事教育领域的权力博弈[4]

课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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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华蘅芳在天津武备学堂任教时曾试制氢气球

军事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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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军事课程又称堂内课设置了学习天文、格物、数学、化学等普通课程和兵器、筑城、测绘等军事课程,此外还安排学习外语课与经史课[2]

派遣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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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北洋武备学堂开启了精英留德计划,受命西行的五名学生分别为段祺瑞、吴鼎元、商德全、滕毓藻与孔庆塘[1]。从日后的职业轨迹来看,他们不仅学成归国,更在此后的北洋建军与近代军事教育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0]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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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成立的次年(1886年),李鸿章审定了长达46条、内容详备的《北洋武备学堂学规》作为学生和教师的行动指南[7],明示“学堂专为造就将才而设”,并要求“学规同于军令”。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奠定了晚清陆军学堂内部制度的基础,后为其它各省创办武备学堂所参用[11]。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较早出现、体例完整且内容细密的新式学校章程之一[1],目前该学规最早的光绪十二年石印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保存[11]

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廕昌

学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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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学规》对学生的作息、学习、考核与日常行为均作出细致规定:起居时间严格划定;晨、午、晚三餐须闻号齐集饭厅,按指定座位入座,不得喧哗失礼;上课须端坐静听,疑难问题可起立请教,但不得踞坐呼问;每周日午前须温习前六日所学,由教师随堂抽问,不能答对者记过一次。无故旷课、托病避课者记过;一月之内无间断者记功。每月十五日为常课考试日,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季考;考试不得携带课本,亦不得交头接耳。课堂之上严禁吸食水旱烟[11]

在军事训练方面,所配枪支每月一验,擦拭合格者记功,损伤则须赔修;因病请假须由医官出具病条,无病条而擅离者记过。课后须于就寝前温习当日功课;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禁阅;私藏淫书淫画者从重责罚;吸食洋烟、聚赌酗酒者,一经查出,立即重惩。晚十时卧室一律灭火;出入必须经大厅正门,违者戒责。周日午后准放假半日,出堂须领取名牌,五时半前归堂;外宿须预先禀明,否则以违纪论。连记三过即行斥革,连记三功则予奖励;功过相间者,准予相抵[11]

教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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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学规》非单向约束学生,亦对教师提出明确要求[11]。授课须提前五分钟到堂;勤慎无误者,由总办密查存记,年满请奖;怠惰失职者,则扣除不保[11]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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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武备学堂自创办至1900年毁于八国联军战火,前后十五年间共培养学生近千人。在所有学员中,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梁华殿成绩最为卓越,时称“北洋四杰”,被学堂总办廕昌推荐给袁世凯,后因梁华殿早逝,前三人称为“北洋三杰”[10]

据统计,在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且籍贯、身份可考的65人中,来自直隶(今河北)者最多,共27人,占总数的41.5%;来自安徽者次之,共13人,占总数的20%[12]。这部分人构成了北洋集团的核心骨干,后来该集团分裂为直系军阀皖系军阀,亦是以他们为中坚力量[12]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65人中出任国家元首级职务的有3人,曾任副总统和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曾任大总统的曹锟,以及曾任临时执政的段祺瑞[12]。出任国务总理级职务的有2人,代理内阁总理王士珍、内阁总理段祺瑞以及北洋核心将领陆建章[12]。出任政府各部首长的有7人:包括陆军总长王士珍段祺瑞鲍贵卿,陆军部次长何宗莲、清末陆军部副大臣雷震春、财政总长刘恩源和内务部次长言敦源[12]

此外,这群人中担任各省督军、巡阅使、将军及镇守使等要职者共22人,任军事学校校长者3人,任师长及旅长者10人,包括段芝贵李纯李长泰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杨善德阎相文王汝贤,以及幼年班学员魏宗瀚陆锦吴佩孚[12]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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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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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缪志明. 天津武备学堂的创建与毁圮. 天津电大学报. 2013-09-25, (2013年03期). 
  2. ^ 2.0 2.1 徐东波. 近代中国陆军军官学校的关键性转变——基于北洋武备学堂与保定军校的比较. 保定学院学报. 2017-05-22, (2017年03期). 
  3. ^ 3.0 3.1 3.2 3.3 3.4 许勇. 天津武备学堂与中国铁路精英. 世纪桥. 2011, (21): 30–32. doi:10.16654/j.cnki.cn23-1464/d.2011.21.027. 
  4. ^ 4.0 4.1 4.2 4.3 4.4 4.5 4.6 姚锦祥. 论北洋武备学堂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04-01, (1992年01期). 
  5. ^ 中国史学会.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806228043. 
  6. ^ 章用秀. 柳墅行宫好气派. 天津日报. 2023-02-10 [2024-03-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3-01). 
  7. ^ 7.0 7.1 熊群荣; 张华腾. 北洋武备学堂与晚清军事早期现代化. 理论与现代化. 2012-11-20, (2012-11). 
  8. ^ 哈恩忠. 光绪朝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档案(上). 历史档案. 2013-05-15, (2013年02期). 
  9. ^ 9.0 9.1 王亚男. 天津武备学堂的气球试验. 科普时报. 2019-11-29. 
  10. ^ 10.0 10.1 10.2 10.3 张华腾.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 (博士论文). 复旦大学. 2005. 
  11.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杜春和. 北洋武备学堂学规. 历史档案. 1990, (02): 59–63. 
  12. ^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王家俭. 北洋武备学堂. 孙同勋、李国祁 (编).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八编):自强运动(三)军事.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429–436. OCLC 814216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