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交易
山丹交易（日語：山丹交易／さんたんこうえき，羅馬化：Santan kōeki），或稱山丹貿易，是明清時期發展到日本江戶時代，黑龍江下游的烏爾奇人、尼夫赫人等在與中原朝廷間進行貢賞貿易的基礎上[1][2]，與庫頁島阿伊努人之間的貿易往來。阿伊努人當時透過貿易獲得的山丹錦絲綢和其他產品，再經由北海道阿伊努人傳入松前藩。[3]對應貿易路線在日本也被稱作北方之路，在華則被稱為東北亞絲綢之路[4]。
俄與清廷1689年訂立《尼布楚條約》後，逐步擴張範圍至黑龍江、庫頁島和千島群島，以1739年俄海軍馬丁·斯龐貝里率隊探測北海、在時奧州仙台領牡鹿郡附近登陸的「元文黑船」事件所觸動，俄方南下政策引致幕府開始重視向庫頁島一帶延伸管轄權。1855年幕府將蝦夷地置於直接統治之下，並將山丹貿易納入其控制範圍,然而由於時沙俄軍隊入侵阿穆爾河下游盆地，導致山丹住民家園陷入政治和軍事動盪，貿易量開始下降，同時清朝國力衰落，棉布、玻璃珠等在19世紀上半葉仍供應充足的商品進口量銳減[5]。1812年以日本松田傳十郎交易改革為標誌，幕府介入排除原本充當中介的阿伊努人，而直接和黑龍江一邊開展貿易，透過償還債務、制定價格體係等經濟政策，逐漸將清朝影響力排除出庫頁島。隨著1868年幕府倒台日本進入明治維新，箱館奉行所宣布正式結束山丹貿易。[4][6]
釋義
[编辑]山丹人又稱山旦、山靼，日本文獻中又寫山韃、山靼等[4]，初時作香旦，為時庫頁島、北海道原住民等蝦夷人對居黑龍江下游的烏爾奇人、尼夫赫人等的稱呼，表鄰人之意。[2]據說源自尼夫赫語yanto，後從阿伊努語shanta或santa傳入日本本土，而被寫作山丹（山靼、山旦）。日本方面「山丹」一詞最早出現在坂倉源次郎1739年出版的《北海隨筆》中，並在18世紀後半葉開始流行，而對應地區在此之前被稱為「東韃」[7]。「山丹交易」這個術語是在1928年（昭和3年）首次由日本朝鮮史研究先驅末松保和使用[7]。當時通過庫頁島（樺太島）和宗谷的阿伊努人作為中介，日本本土與中國東北上述社羣間接展開貿易。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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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早在中世紀就已了解位於日本北部的蝦夷與中國和朝鮮北部地區之間存在聯繫，並稱之為韃靼或韃地。庫頁島阿伊努人提供毛皮與中國絲綢貿易的主要目的，則是為滿足當時中國國內對毛皮的旺盛需求，並用這些毛皮換取來自黑龍江下游的中國絲綢和其他商品。女真人和其他當地原住民在這一貿易中扮演關鍵角色，據悉從13世紀金朝、13至14世紀的元朝、15世紀的明朝直至17世紀後清朝，中國歷代王朝都有參與山丹貿易。[5]
清代朝廷在明朝對黑龍江下游貢賞貿易基礎上，正式建立「貢貂賞烏綾」制度，「貢貂」制度化被視為對漢魏以來以「挹婁貂」為標誌的「黑貂之路」的延續與復興，可視為明至清代朝貢體系及貢賞貿易的一部分延伸，[1][8]當時內地絲綢諸物如官服、布匹、鵰羽、青玉等，經由東北亞古道運抵黑龍江下游木城（現吉林市），由賞烏林官頒賞給噶珊進貢貂皮者。而得到賞品的當地人們，後來發展擴大交易範圍，與日本北海道之間進行物物交換為主的如此交易 。[2]另一方面的阿伊努人，則用自己獵得的毛皮換取日本人的鐵製品、米、酒等物，又轉手與山丹人獲賜的這些物品進行交換，然後賣給日本人。間宮林藏的《東韃地方紀行》對此有描述。
位置和路線
[编辑]華界輸出東北、海西
[编辑]蒙元時期的東北全境統歸遼陽行省管轄，在遼代鷹路、金代站舖基礎上，朝廷開始沿松花江、黑龍江水道設置通往黑龍江口、庫頁島、北海道地區的海西東水陸城站。至明廷時，對東北亞極邊地區輸送絲織品，主要透過水路運抵奴兒干、苦兀（庫頁島）、奇集等黑龍江下游地區。明代亦失哈對東北黑龍江下游巡視行使權威同時，沿江中「水陸並用、水陸聯運」的「海西東水陸城站」，賞賜「絲綢諸物」予黑龍江下游當地赫哲、費雅喀等原住民，在日本海以西（海西）建立起密切的物資供應聯繫。經「海西東水陸城站」至滿涇站，渡韃靼海峽，絲織品便可輸入到「苦兀」（庫頁島）地區。[1]
日本北部互通黑龍江東北
[编辑]在德川幕府奉行鎖國時期，本州島透過北方蝦夷地與中國東北間進行跨境貿易卻完全不受影響[8]，時日本開闢松前口、長崎口、對馬口、薩摩口四個正規貿易口岸。其中松前口進行對山丹人的山丹貿易，長崎口進行對荷蘭和清朝的長崎貿易，對馬口進行對朝鮮的日朝貿易，薩摩口進行對琉球國的琉球貿易。日本豪商錢屋五兵衛曾在山丹貿易中獲利。
庫頁島和日本北海道的原住民前往黑龍江下游進行山旦交易 , 一般經由庫頁海峽德卡斯特里灣登岸 , 肩扛小船行走20餘里陸路，入甫里河（胡伊河）至奇集地（現馬林斯科耶，俄語：Маринское） , 下黑龍江過普祿（現布拉瓦附近），過五如吉站，直抵德楞（台倫）等地進行貿易，而有時黑龍江下游原住民們也會到庫頁島南端白主地方 , 甚至北海道宗谷村進行交易。[2]
貢賞和互換物活動
[编辑]元朝時在黑龍江下游的奴兒干設立東征元帥府，推行征服海對岸庫頁島原住民、強迫其繳納毛皮貢賦的政策。到明朝則透過當地朝貢獸皮、回報以絲綢，從而控制當地毛皮產區。明朝沿襲元朝策略繼續在奴兒干地區設立都城和官署，向黑龍江中下游的土著居民收取優質毛皮作為貢品，並以絲綢和棉花作為回報，當時也利用當地滿人管理獸皮的採集和貿易，來壟斷毛皮貿易。據宣德七年（1432年）重建永寧寺記載有贈予布物的記錄，顯示當時已存在一條服飾及其他商品通往日本北海道的流通路徑，表明自元代以來，黑龍江下游流域與庫頁島之間就存在經濟文化互動。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可用船隻運送毛皮和其他貨物，經由庫頁島住民與山丹部落進行貿易。[5]
至清代朝廷施行「貢貂賞烏綾」，即當時讓黑龍江下游、庫頁島等地的赫哲、費雅喀、雅爾哈、奇楞、恰喀拉、庫野、鄂倫春、烏德蓋、吉利雅克等原住民們，向寧古塔、三姓副都統上貢貂皮，兩地副都統再代表清朝回賞賜「烏綾」。「烏綾」又作「烏林」，為滿語「財帛」之意，包括織錦、棉帛、絲綢等絲織品。清朝副都統定期會在當時黑龍江畔的滿洲行署舉行進貢儀式和貢賞活動，接收朝貢並賞賜回禮。[1]
「貢貂賞烏林」中清朝廷所頒賜中華織物，成為山丹貿易中的高價交換品[8]，即時稱之蝦夷錦，成為輸入日本的一個重要物品，它也是松前藩進貢給江戶幕府的重要貢品之一。時日本人氏一直認為這種絲綢官服 , 是中國古代龍袍 , 但其實是蟒袍。交易中也往往包括朝貢賞賜的綢緞、錦緞、藍毛青布、高麗布、妝緞、紅絹、家機布、 白布、棉、帽子、帶子、梳子、包頭、棉線 , 甚至官服襲衣，與山丹和北海道的阿伊努人，交換水獺皮、狐皮和貂皮以及從日本本土帶來的鐵器和鐵製品（斧頭、刀具、鍋、針、燧發槍、刀劍等），還有清酒、大米和煙草。[2][9][5]清光緒年間曹廷傑考察黑龍江下游俄羅斯佔領區後，著《西伯利東紀要》中有記載庫頁島人在貢貂之後，持受賞物品渡海至日本交易的事情[10][8]：
| “ | 二十年以前，每年渡海至西山國穿官，即以木城所受衣物服飾貢於該國。該國命官至所止海濱，賞賜黃狐、水獺、白貂諸皮，彼此授受俱跪，攜皮歸家，俟明年木城穿官賣之，亦至三姓城。 | ” |
對東北亞地域的政權管轄和貿易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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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年代開始松前藩為建立漁場，派出由藩士同行的商船進入庫頁島。1790年松前藩在庫頁島南端的白主設立獨立貿易場所，開始對庫頁島進行貿易，同時將山丹人、庫頁島阿伊努人和宗谷阿伊努人之間的貿易限制在白土轄域，宣示松前藩的管轄權。在此之前，松前藩的統治範圍尚未延伸至庫頁島北部，尼夫赫人和阿伊努人可以自由地與在其各自區域內進行貿易[5]。而松前藩與清政府的直接官方互動開始於18世紀末，其家臣曾向滿洲官員投遞文書，未獲積極回應。而俄羅斯因應在雅克薩戰爭敗走後，繼續尋求獲取毛皮、貂皮等資源，拓殖西伯利亞的方向就從勘察加半島轉向阿拉斯加和日本列島北方，其船隻在18世紀開始探索日本近海。以阿留申群島和千島群島、北美西北海岸等一帶，為擁有毛皮質量遠高於貂的海獅繁殖地，初時俄羅斯船隻就常在千島群島和庫頁島沿海地區測量海岸，同時於1799年設立俄美公司以求壟斷北美和遠東的毛皮貿易，當時長途輸送大批皮草回聖彼得堡的需要，也令俄方對貫通中國、日本的黑龍江航道倍感興趣。松前藩起初對俄羅斯南下幾乎束手無策，因當時蝦夷地屬幕藩體制管轄範圍外，幕府僅視之為松前藩的草料供應場。迫於對俄向南擴張的擔憂，日本從18世紀後半葉開始，有意識對山丹貿易所在的日本北部島嶼建立真正管轄權。[4][6]如1812年松田傳十郎實行交易改革，透過廢除對阿伊努人不利的賒帳交易，並制定官方交換比率、價格體係等經濟政策，規範山丹交易而置其於幕府影響之下。[11]
而俄羅斯違反《尼布楚條約》規定越過華界侵入，1850年在廟街設立尼古拉耶夫斯克哨所，開始在黑龍江下游流域建立自己的據點。 1858年,少數俄兵又在烏蘇里江右岸伯力嘎珊的那乃村附近登陸，建立哈巴羅夫斯克哨所。而當時清政府面對俄入侵反應遲鈍，儘管黑龍江將軍衙門和吉林將軍衙門不斷向清廷中央報告俄羅斯人動向，但清政府沒能像康熙時代那樣做出迅速而有力的對應，沒能阻止俄羅斯人屢屢越過華界侵擾黑龍江下游原住民，僅是多次向當地發出安民勸告。截至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黑龍江以北和烏蘇里江以東含庫頁島在內地域，被俄方正式佔據聲張管轄。在1870年以後，當地人還有堅持跨界到三姓進行朝貢和貿易，甚至還有不少當地住民接受官府任命為鄉長，但是由於俄國勢力南侵騷擾當地，山丹貿易開始衰落。[4][6]而據當時官方檔案統計，由1799年乾隆皇帝去世以降，到三姓和從庫頁島出發到黑龍江下游流域的滿洲行署朝貢的邊民數量一直急劇減少，「貢貂賞烏綾」因應俄羅斯人阻撓原住民前往上貢而遭到破壞，導致以織物為中心的山丹貿易出現嚴重危機。[9][4]儘管由於沙俄軍隊入侵導致山丹住民家園陷入動盪而削弱貿易活躍度，來自山丹和尼夫赫的商人繼續從俄羅斯人手中購入商品，並前往庫頁島白主進行山丹貿易[5]。到19世紀末期，俄羅斯和日本在對應東北亞地域，相互之間建立明確的硬邊界管治，排擠清廷管轄影響，山丹交易中以俄羅斯出品如天鵝絨、羅紗、紗羅紗等取代中華織物、佔據位置，同時山丹人前往白主的貿易頻次也急劇減少。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箱館奉行所宣布正式結束山丹貿易，同時國際貿易關係在19世紀末轉由國家間出入口貿易主導，日本退出與北方原住民的小規模貿易，剩下當地住民單獨消化有關活動所輸入的中國商品，長久靠中日棉布和毛皮價格差牟利的山丹交易商們就此也迅速衰落[5]。[4]
相關條目
[编辑]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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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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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語）菊池勇夫著『アイヌ民族と日本人－東アジアのなかの蝦夷地－』朝日新聞社<朝日選書>、1994年9月。ISBN 4022596104
- （日語）佐々木史郎著『北方からきた交易民－絹と毛皮のサンタン人－』日本放送出版協会<NHKブックス>、1996年6月。ISBN 4140017724
外部鏈接
[编辑]- （日語）佐佐木史郎 「松前と山丹交易－大陸との経済文化交流における松前藩の役割について－」（北海道阿伊努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阿伊努文化講座）
- （日語）西見尚子 「『北夷分界餘話』『東韃地方紀行』解説」（九州大学綜合研究博物館）
- （日語）民族の窓「山丹服」（市立函館博物館）
- 佐佐木史郎. 18,19世紀におけるアムール川下流域の住民の交易活動.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 (国立民族学博物館). 1998, 22 (4): 683–763. doi:10.15021/00004131 （日语）. 已忽略未知参数
|naid=(帮助) - （日語）兒島恭子、「山丹交易と樺太諸民族の状況」 『昭和女子大学国際文化研究所紀要』 1996年 2巻 p.11-17, ISSN 1341-0431
- （日語）稚内史 第五章 樺太詰松田伝十郎の山丹交易改革
- （日語）池添博彦、北蝦夷地紀行の食文化考 北夷談について 『帯広大谷短期大学紀要』 1995年 32巻 p.33-48, doi:10.20682/oojc.32.0_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