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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保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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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包路斯
Friedrich Paulus
1940年時任陸軍副總參謀長的包路斯中將[1]
本名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
昵称「貴族」（der Lord）[2]
「拖延者費邊」（Fabius Cunctator）[3]
出生(1890-09-23)1890年9月23日
德意志帝國黑森-拿騷省古克斯哈根布賴特瑙（德语：Breitenau (Guxhagen)）
逝世1957年2月1日(1957-02-01)（66歲）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勒斯登区德勒斯登
效命德意志帝國陸軍
威瑪國防軍
納粹德國陸軍
服役年份1910年–1943年
军衔元帅
统率第6軍團
参与战争
获得勋章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
签名
经历
    • 1910年2月18日：以後補軍官身份加入第111步兵團
    • 1911年10月18日：晉升少尉
    • 1915年8月18日：晉升中尉，調至第2獵兵團
    • 1916年6月至8月：以團副官身份參加凡爾登戰役
    • 1918年5月：調至第48後備師參謀部任作戰官
    • 1918年9月20日：晉升上尉
    • 1922年：獲選進入總參謀部培訓
    • 1927年：任第13步兵團第2連連長
    • 1931年至1932年：柏林軍事學院戰術教官
    • 1934年4月：指揮摩托化運輸部門
    • 1935年：任摩托化部隊司令部參謀長，晉升上校
    • 1938年2月：任第16軍團參謀長
    • 1939年8月1日：晉升少將，任第10軍團參謀長
    • 1939年9月：參與波蘭戰役
    • 1940年：以第6軍團參謀長身份參與法國戰役
    • 1940年8月1日：晉升中將
    • 1940年9月3日：就任陸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主導巴巴羅薩行動計畫
    • 1942年1月16日：接任第6軍團司令
    • 1942年5月：指揮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
    • 1942年11月30日：晉升大將
    • 1943年1月15日：獲頒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
    • 1943年1月30日：晉升陸軍元帥
    • 1943年1月31日：於史達林格勒向蘇軍投降
    • 1944年8月14日：加入德國軍官聯盟
    • 1946年2月：以證人身份出席紐倫堡審判
    • 1953年10月24日：獲釋返回東德
    • 1954年8月：擔任東德內政部戰爭史研究處主任
    • 1957年2月1日：病逝於德勒斯登

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包路斯（德語：Friedrich Wilhelm Ernst Paulus；1890年9月23日—1957年2月1日）是一位德國陸軍將領，最高軍階為元帥。包路斯最為人所知的身份是在1942年至1943年初的史達林格勒戰役中擔任德軍第6軍團司令。該戰役以德軍慘敗告終，包路斯也因此成為德國軍事史（英语：Military history of Germany）上第一位在戰場上投降被俘的元帥，此役被視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重要轉折點，包路斯也因此成了德國軍事史上最具爭議的一位指揮官[4]。

包路斯出生於黑森省古克斯哈根的一個中產階級公務員家庭，家族是久居黑森地區的農民或小資產階級，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西線和東線均有參戰經歷，展現出卓越的參謀才幹。一戰結束後，他繼續留在威瑪防衛軍中服役，並在1930年代參與了德軍裝甲部隊的早期建設工作。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包路斯擔任第10軍團參謀長，參與了波蘭戰役與法國戰役。1940年，包路斯晉升為陸軍總參謀部副總參謀長，直接參與策劃了進攻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

1942年1月，包路斯在沒有指揮大型野戰部隊實戰經驗的情況下被任命為第6軍團司令，負責執行進攻高加索與史達林格勒的「藍色方案」。在史達林格勒戰役初期，包路斯率部攻入市區（德语：Angriff auf Stalingrad），與蘇軍展開了激烈的巷戰。然而同年11月，蘇軍發動「天王星行動」包圍了城內的第6軍團。儘管面臨補給中斷、嚴寒與疾病，包路斯仍恪守「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不准投降的命令堅持抵抗。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為了阻止其投降，特意晉升為元帥，由於此前從未有德國元帥被俘，因此意在逼迫其自殺。然而包路斯在次日即向蘇軍投降，其麾下的第6軍團殘部約9萬人也隨之被俘。

在蘇聯戰俘營期間，包路斯起初保持沉默，但在1944年「7月20日密謀案」及希特勒處決其多位好友後，他轉變立場，加入了由戰俘組成的「德國軍官聯盟（德语：Bund Deutscher Offiziere）」，公開呼籲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以結束戰爭。戰後，包路斯以證人身份出席紐倫堡審判，為蘇聯控方作證。1953年獲釋至東德德勒斯登定居，並擔任其內政部（德语：Ministerium des Innern (DDR)）下轄的軍事史研究室主任。1957年，包路斯因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去世，享年67歲。

歷史學家對包路斯的評價大多圍繞其參謀才能與指揮缺陷之間的落差，被視為「天才型參謀軍官、毫無靈感的指揮官」[5]、對指揮鏈有著過度的尊重，與敢於違抗上級的將領，如埃爾溫·隆美爾形成鮮明對比[6]。軍事歷史學家、著有包路斯傳記的托斯滕·迪德里希（德语：Torsten Diedrich）認為包路斯是一位極為能幹的軍人，清楚意識到自身的才能與責任，卻如同其世代的許多人一樣，無法違背服從義務和自身性格行事[7]，而米德爾布魯克則嚴厲地指出，當包路斯手握25萬人的命運時完全不知所措，幾乎只是聽任事態朝著全軍覆沒、大多數官兵悲慘死亡的方向發展[5]。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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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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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威廉·恩斯特·包路斯於1890年9月23日出生在德意志帝國黑森-拿騷省古克斯哈根的布賴特瑙（德语：Breitenau (Guxhagen)）聚落。包路斯家族是久居黑森地區的農民或小資產階級，祖上可能為胡格諾派，家族中有多位成員在十九世紀擔任過村長[8]。後世常誤稱包路斯為「馮·包路斯」，但他實際上並非貴族出身[註 1]。包路斯出生前幾個月，長子便夭折，因此包路斯實際上是次子，卻被視為家族的繼承人[11]。父親恩斯特·包路斯（Ernst Paulus）在布賴特瑙矯正院擔任出納員，曾嘗試經商但失敗，使家庭一度陷入經濟困境[12]。母親貝爾塔·內特爾貝克（Bertha Nettelbeck）是矯正院院長的女兒，性格溫順而憂鬱[13]。外祖父弗里德里希·威廉·內特爾貝克曾服役於普魯士陸軍，退役後擔任布賴特瑙矯正院創院院長，性格嚴厲、重視紀律[14]。包路斯從小就對「偏離常規」的行為產生強烈反感，這種態度可能來自外祖父的影響[13]。

包路斯年幼時體質虛弱、經常生病，患有額竇炎，並終生受其困擾[15]，還時常因神經性胃病和高度感染風險而身體不適[16]。父母對包路斯寄予厚望，使其自小就發展出極度強調秩序的性格，對所從事務極度認真、追求完美[16]，在同齡人中顯得內斂冷漠，被認為早熟和保守[17]。包路斯先後在馬爾堡與沃爾夫哈根完成小學教育後，進入卡塞爾的威廉文科中學（德语：Wilhelmsgymnasium Kassel）就讀[18]。包路斯主修古典語言，學業表現優異，對歷史與地理尤其感興趣[17]，在語言方面也展現出相當的天賦，特別是拉丁語、英語和法語[17]。包路斯同時積極參與體育活動，特別是划船運動，在校際賽艇比賽中屢獲佳績[19]。1909年3月11日，包路斯從威廉文科中學畢業，獲得了出色的畢業成績[17]。

包路斯完成中學教育後決定投身軍旅，並曾申請加入德意志帝國海軍，然而由於其重視出身貴族階層且需求員額少，包路斯的申請遭到拒絕[2][20]。包路斯隨後轉而往馬爾堡大學攻讀法律，然而僅就學一年便離開大學加入陸軍[21][20]。1910年2月18日，包路斯以候補軍官身份加入第111（第3巴登）步兵團「路德維希邊疆伯爵」，駐地位於拉施塔特[9]，1911年10月18日晉升少尉[9]。1912年7月4日，包路斯與伊蓮娜·康斯坦茨·羅塞蒂-索萊斯庫（Elena Constance Rosetti-Solescu）結婚[22]，後者出身羅馬尼亞外交官家庭背景和王室波雅爾貴族血統[22]，親友稱她為「可可」（Coco）[9][22]。伊蓮娜對丈夫的仕途極具雄心，不斷在背後助推其向上攀升[9][註 2]。1914年，兩人的女兒奧爾加（Olga）出生；1918年，羅塞蒂又生下了雙胞胎弗里德里希（Friedrich）和恩斯特-亞歷山大（Ernst-Alexander）兄弟[21]。

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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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包路斯隸屬於第14軍團第111步兵團[23]，主要任務是防禦法國進攻德國本土。開戰後包路斯隨團投入西線，參加了法國邊境的初期戰鬥[註 3]。9月，第111步兵團移師至梅斯以南地區，參與了凡爾登附近的激烈戰鬥[24]。9月26日，包路斯因作戰英勇獲頒二級鐵十字勳章[25]。隨後部隊調往法蘭德斯前線，10月8日，包路斯在阿拉斯附近作戰時因嚴重的額竇炎復發而被迫入院治療[25]。同月，包路斯獲頒一級鐵十字勳章[25]。

1915年4月，包路斯調任新兵訓練營擔任訓練官[26]，這是一個相對安穩的幕僚職務，負責集結前線後方的新兵並為其提供前線作戰的基本訓練[26]。1915年8月，包路斯調至第2獵兵團，隸屬於阿爾卑斯軍團（英语：Alpenkorps (German Empire)），為德軍中的精銳山地部隊[27][28]，包路斯參與了在蒂羅爾抵禦義大利軍隊的戰鬥，累積了豐富的運動戰經驗[29]。1915年10月至11月，包路斯隨阿爾卑斯軍團參與了征服塞爾維亞的行動，12月回到前線擔任第2獵兵團營副官[30]。

1916年3月，包路斯升任山地機槍連連長[31]。同年5月6日，他被任命為第2獵兵團團長副官[31]，團長為薩克森-邁寧根的恩斯特親王[31]。這位親王主要以與皇室的血緣關係獲得指揮權，其軍事訓練早已生疏與過時[31]，而包路斯工作的精密配合和適應能力，迅速成為這位缺乏經驗的親王不可或缺的助手[31]。1916年6月至8月，包路斯以團副官身份參加了凡爾登戰役[32]。8月，第2獵兵團從凡爾登調往阿爾貢森林，繼續參與西部戰線的地雷戰[33]。1916年8月，羅馬尼亞加入協約國陣營，包路斯隨阿爾卑斯軍團參與了羅馬尼亞戰役。9月26日至29日，第9軍團在赫爾曼施塔特（今錫比烏）附近決定性地擊敗了羅馬尼亞第1軍團。11月中旬，德軍向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推進，12月6日幾乎兵不血刃地即佔領了該城[34]。

1917年5、6月，包路斯再次回到西線孚日山地區，9月則參加了義大利與奧匈帝國在伊松佐河地區的戰鬥[35]。1918年5月，包路斯調至第48後備師參謀部，擔任作戰官[36]。1918年9月20日，包路斯晉升為上尉[28][37]。整個一戰期間，包路斯的前線直接作戰經歷十分有限，多數時間擔任幕僚職務，不少觀察者日後指出這正是其野戰指揮能力之短板所在[28]。

戰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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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馮·賴歇瑙（左）與包路斯，前者強勢、極富衝勁、果斷，後者則是做事仔細、思考細膩，兩人是一對性格迴異卻能彼此互補的搭檔，但也正是賴歇瑙推薦包路斯作為第6軍團司令繼承者，最終導致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結局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包路斯當時仍擔任第48後備師參謀[38]。德國戰敗後經歷革命動盪，包路斯最初參加「自由軍團」，為「東部邊防軍（德语：Grenzschutz Ost）」招募志願兵，協助抵禦波蘭的邊境威脅[39][40]。1919年，包路斯加入「臨時國防軍」[39]。根據《凡爾賽條約》，德國僅能保留10萬人的軍隊，大量軍官面臨裁撤，包路斯因其在戰時展現的參謀才能，得以留在新生的國家防衛軍中[41]。1920年3月，「卡普政變」爆發，這是一場由保守派軍人發動、旨在推翻魏瑪共和國政府的叛亂[42]，而包路斯對此表示支持[43]。同年4月，包路斯隨第113射擊團進入魯爾區執行鎮壓工人起義的任務[44]。

1922年，包路斯獲選進入領袖副官培訓（Führergehilfenausbildung），這是國家防衛軍偽裝下的總參謀部培訓課程，1923年10月進入柏林工業大學進修測量課程[45]。包路斯表現出眾，但時任教官費迪南德·海姆（德语：Ferdinand Heim）曾評價他「在棘手情況下有某種程度的優柔寡斷」，同期學員也因此給他起了個拉丁語綽號——「拖延者費邊」（Fabius Cunctator）[3]。在柏林期間，包路斯與卡爾-阿道夫·霍利特等軍官建立了深厚的友誼[46]，在後者的回憶中，包路斯是一位「積極進取、受過良好教育的完美軍官」、性格溫和友善，從不製造紛爭，是個「安靜、認真、沉穩的軍官」[47]。然而1920年代一份對包路斯工作成績的評估報告指出其為「典型的舊派總參謀部軍官，體格良好，儀表極為出眾，謙遜（有時過於謙遜）、和藹可親、舉止端正、善於交際。他固然刻意避免樹敵，但確是一位極其優秀而熱忱的軍人⋯⋯辦事慢條斯理但條理分明⋯⋯戰術能力突出⋯⋯過於喜歡在夜間工作，靠咖啡和香菸維持精力⋯⋯」，同時也指出「這位軍官缺乏決斷力」[39][48][40][20]。

包路斯在國家防衛軍中逐漸嶄露頭角，1925年被派往第5步兵指揮官處參謀處任職[49]。1922年至1924年間，包路斯接受了完整的參謀軍官培訓，這段時間裡開始接觸裝甲戰理論，對這種新型作戰方式產生濃厚興趣[50]。1927年，包路斯至第5師擔任第13步兵團第2連連長[49]。1931年至1932年間，包路斯在柏林軍事學院擔任戰術教官，其課程廣受歡迎，學生們稱他為「有吸引力的少校」[51]。然而，伯恩哈德·馮·洛斯堡（德语：Bernhard von Loßberg (Generalmajor)）稱包路斯「作戰指揮優於平均、局勢判斷清晰、但難以果斷」、「非常勤奮、非常認真，但做事慢、心性敏感、對惡劣行為無能為力」[52]。

1933年納粹政權上台後，包路斯對這一政權的態度仍保持謹慎，既非納粹支持者亦非反對者[52]，但包路斯逐漸開始欣賞總理阿道夫·希特勒為恢復德國國力和權威的努力[53]。1934年4月1日，包路斯被任命為第3汽車營營長，後為溫斯多夫汽車營營長，這個單位後來被改編為第3（摩托化）偵查營，同時他也參與了其他著名的摩托化專案[39][53]。1935年6月1日，包路斯晉升上校[43]。同年10月15日，包路斯被任命為摩托化部隊司令部參謀長，規劃裝甲兵在戰爭中的運用，這在未來幾年將變得尤為重要[54]。1938年2月，包路斯被任命為第16軍參謀長[54]。

1939年1月1日，包路斯晉升少將[43]。8月1日，出任第10軍團參謀長[55]，軍團司令為瓦爾特·馮·賴歇瑙[43]，本次任命為包路斯軍事生涯的決定性轉折點[55]。賴歇瑙是納粹政權的忠誠支持者，是將納粹意識形態引入國防軍的關鍵人物[55][56]。兩人性格迴異且具有互補性：賴歇瑙是一位健壯、果斷、具備衝勁的野戰部隊指揮官[57]，需要一位勤勉、認真細緻的人來處理日常事務[58]，而包路斯正符合其特質，不僅在參謀工作方面經驗豐富，作為戰術教師和裝甲兵力的共同創造者，也有相當的專業能力[58]。賴歇瑙很欣賞包路斯認真、一絲不苟、對所有決策的仔細考慮的做事風格以及組織長才[58]，兩人之間形成了近乎父子般的關係[58]，而包路斯也在賴歇瑙身上感受到了強大的個人魅力[58]。歷史學者薩穆爾·米查姆（英语：Samuel W. Mitcham）形容兩人是一對「完美的搭檔」[59]。

第二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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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戰軍團參謀長到副總參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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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巴巴羅薩行動計劃（波斯語：طرح عملیاتی بارباروسا）
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齊區和陸軍總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包路斯是居於兩人之下的陸軍總司令部的第三號人物

1939年9月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60]。第10軍團隸屬於南方集團軍，下轄5個軍、13個師和大量集中的裝甲兵力，是波蘭戰役初期最具戰鬥力的軍團[61]，迅速了與之對陣的擊潰波蘭軍隊[60]。9月下旬，包路斯隨賴歇瑙參與了對波蘭首都華沙的包圍[62]。1939年10月，第10軍團改編為第6軍團，包路斯繼續擔任參謀長[63]。1940年，包路斯參與了法國戰役的策劃[64]，最終德軍以閃電戰迅速擊敗法國[65]。包路斯在賴歇瑙麾下也參與了進攻英國本土的「海獅計劃」的準備工作[66]。1940年8月1日，包路斯晉升為中將[65]。

1940年夏末，包路斯被任命為副總參謀長[43][註 4]，這一職位不隸屬於任何部門、而是直屬於陸軍總參謀長弗朗茲·哈爾德大將，包路斯負責協調陸軍總司令部各部門的合作，並作為總參謀長的代表[68]。在陸軍總司令部中，包路斯是僅次陸軍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齊區和哈爾德的三號人物[69]，哈爾德對包路斯的評價很高，認為包路斯是一位「非常優秀、令人愉快的人，才華橫溢，是一位卓越的參謀軍官和作戰思想家」[68]。

包路斯副總參謀長任期內承擔了多項重要任務，其中之一是組織德國軍事代表團為羅馬尼亞提供軍事援助[70]。包路斯還經常被委以帶有外交色彩的軍事使命，如1941年3月下旬，南斯拉夫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了親軸心國的政府，包路斯被立即選派「緊急前往布達佩斯，協調盟國軍隊對孤立的南斯拉夫人所採取的軍事措施」[71]。1941年5月，由於最高統帥部對隆美爾在北非的活動感到擔憂，哈爾德派遣其副手包路斯前往評估局勢[72]。哈爾德知道包路斯與埃爾溫·隆美爾都曾在斯圖加特第13步兵團服役，因此希望透過其影響力約束隆美爾[72]。包路斯立即向隆美爾指出後勤供應管理的關鍵問題，這是隆美爾主要關切的問題[72]。然而，隆美爾批評最高統帥部的戰略，包路斯傳達了最高統帥部的意見，稱隆美爾在北非的快速推進導致英軍過快地從希臘撤退，這與最高統帥部的意圖完全相反[72]。包路斯在返回途中順道拜訪了義大利領導人貝尼托·墨索里尼[73]。事實上，包路斯一度考慮建議更換北非的指揮權，由自己取代隆美爾，但妻子勸阻道：「別把手伸進那個餡餅裡！被困在非洲對你沒有任何好處」[73]。

包路斯擔任副總參謀長的一個主要任務是制定入侵蘇聯的「巴巴羅薩行動」具體計劃[74]。早在1940年8月1日，第18軍團參謀長埃里希·馬克斯（英语：Erich Marcks）便提出了對俄羅斯戰役的初步想法，這與希特勒的意圖非常一致[75]。然而，哈爾德堅持新版本，在短短幾天內，馬克斯完成了他的「東線作戰草案」，主攻莫斯科，而對列寧格勒和基輔的作戰則被視為側翼保障[74]。自上任起，包路斯就承擔了協調陸軍總司令部東線戰役計劃工作[74]。包路斯迅速投入工作，至9月中旬，其為德軍在東部地區佈署的初步計劃「東方部署」（Aufmarsch Ost）即已完成[76][77]。以此為基礎，包路斯在兩週內擬定了一份完整的戰略研究報告「俄國作戰之基礎」，於10月底提交給哈爾德[78][79]。包路斯戰後曾表示承認制定本項計劃時僅出於「純軍事的觀點」[79]。

在這份報告中，包路斯指出德軍在兵力上並不佔優：蘇軍西部約有170個師，德軍最多只能投入145個師（含19個裝甲師），加上戰力較低的羅馬尼亞和芬蘭盟軍亦無法扭轉劣勢，唯一的彌補之道是在關鍵地段集中兵力、在其他方向承受風險[80]。包路斯也警告不應輕視蘇軍的戰力，但認為蘇軍指揮層在機動戰中的決策能力低於德軍平均水準[81]。在時間與空間方面，包路斯認為只有5月至10月的氣候適宜作戰，必須在此期間推進800至1000公里取得勝利[82]，且須盡速與敵接觸，阻止其退入縱深[81]。基於普里皮亞季沼澤以北擁有最佳交通網且河流障礙最少的地形優勢，包路斯得出結論：主攻應經斯摩棱斯克直取莫斯科[83]。

11月29日至12月7日，包路斯主持了三階段兵棋推演以檢驗計劃[84][85]。布勞齊區在推演前預言，這將是「為期4週的艱苦邊境戰鬥」，此後只會面對「微弱的抵抗」[79]。推演結果卻不如預期樂觀：裝甲兵團在突進時將遭遇猛烈反擊甚至被迫停頓，包路斯因此為每個裝甲兵團配屬一個步兵軍協助突破[84][79]；推進至西德維納河—第聶伯河一線後需暫停3週重組補給[85]；若紅軍維持持續抵抗，德軍地面部隊恐不足以在扇形展開的俄國戰場上充分展開[86]。推演確認莫斯科軸線為首要目標，應在開戰後40天內展開進攻[85][87]。包路斯認為僅有的11個預備師完全不足[79]，但12月13日至14日的參謀長會議仍樂觀地得出結論：蘇聯可在8至10週內被擊敗[86]。

計劃制定期間，包路斯經常深夜將地圖和蘇聯地理資料帶回家中[85]，也因此引起妻子康斯坦茨對這場新戰爭的強烈反對，據包路斯之子的回憶：[74]

有一天，她當著我們兩個兒子（當時都是少尉）的面對我父親就此事作出了激烈的指責。我父親反駁說這些是政治決策的問題，個人沒有置喙的餘地。但事實上，確有若干重要的軍事因素支持這樣的行動。對於我母親追問士兵們和我們自己將會如何、誰能活著走出來，我父親回答說有可能、也有希望在1941年就能取得決定性勝利……甚至這場戰役可能在四到六週內便告結束。也許一旦發起衝擊，整個敵方就會像紙牌屋一樣轟然倒塌。……然而這些話並未能動搖康斯坦茨對希特勒戰爭政策的反對。她繼續一再地向我父親和我們兒子們（第6普魯士步兵團和第3偵察營的少尉）提出指責。她宣稱對波蘭的侵略戰爭、尤其是對俄羅斯的侵略戰爭是一種不義之舉，終將自食苦果（當然，毫無效果）她後來給我父親幾本書閱讀，其中包括科蘭古的《與拿破崙在俄羅斯》。

巴巴羅薩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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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巴巴羅薩行動
巴巴羅薩行動期間執行作戰會議的德軍最高統帥部與陸軍總司令部成員：由左至右分別為陸軍總司令部作戰處長阿道夫·豪辛格（側身者）、副總參謀長包路斯（背景最高者）、總司令瓦爾特·馮·布勞齊區和最高統帥部長威廉·凱特爾

1941年6月22日，德國發動「巴巴羅薩行動」入侵蘇聯，這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軍事入侵行動[43]。包路斯對其動員計畫有著重要貢獻[88]，與哈爾德及阿道夫·豪辛格共同負責協調東線的作戰計畫[89]。在許多深夜會議中，包路斯與哈爾德討論各部隊的調動與後勤補給[89]。作為陸軍總司令部作戰部的核心成員，包路斯每天從早上8點30分工作到深夜，幾乎沒有在午夜前休息過[90]。開戰當天上午，包路斯向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報告了東線傳來的一手消息，並樂觀預測戰爭將在6至8週即可結束[91]。包路斯戰後回憶當時的氣氛：「國家社會主義政策正處於巔峰的巨大活力」和「西線勝利所帶來的十足信心」瀰漫整個指揮層[92]。

德國軍隊在整個前線越過蘇聯邊境，迅速挺進蘇聯領土[88]。然而7月底，陸軍總司令部的軍官已感覺到這場戰役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93]。包路斯在入侵前雖然預計這將是一場閃電戰，但也預期蘇軍將強烈抵抗[94]。作為拿破崙入侵俄國的研究者，包路斯曾提出關於俄羅斯冬季和遼闊地形的問題，但希特勒要求不要再提此事[95]。根據法國記者兼歷史學家皮埃爾·加蘭特（法语：Pierre Galante）的說法，包路斯曾「主動指出俄羅斯平原的無垠與國防軍可支配的區區兵力之間的不成比例」，這一事後被證明完全正確[95]。包路斯還提出了漫長供應線的問題，這同樣被證明極為正確，尤其對他日後在史達林格勒的處境而言[95]。隨著戰事發展，包路斯也逐漸懷疑迅速勝利的可能性[94]。7月攻勢開始幾周後，他在斯摩棱斯克與兒子恩斯特-亞歷山大的會面中表示「對俄羅斯人在數量和裝備上的實力非常擔憂」[94]，其後又預見了隨著戰事逐漸延長的後勤保障問題，以及確保足夠的技術和人員補充來應對日益增長的戰爭損耗[94]。7月25日，包路斯在參謀長會議上對冬季作戰準備提出過警告[96]，指出當前後勤問題急需解決，包括燃料不足、彈藥短缺以及人員補充的困難[96]，且必須開始考慮為部隊配備冬季裝備[96]。7月21日，希特勒親赴北方集團軍司令部視察卻無甚實質成果後，又於7月24日和26日派遣被視為機動作戰專家的包路斯前往該司令部[97]。包路斯的任務是說服第4裝甲兵團司令埃里希·霍普納繼續在佩普西湖和伊爾門湖之間發動攻勢，但視察後包路斯反而回報稱該地區完全不適合裝甲作戰[97]。

包路斯的妻子康斯坦茨對丈夫參與這場侵略戰爭深感憂慮[98]。根據兒子恩斯特-亞歷山大的回憶，康斯坦茨經常與丈夫談論對戰爭的擔憂，對包路斯與陸軍總司令部之間的通話內容感到不安[98]。包路斯對納粹政權在東方實施的種族滅絕政策持保留態度，他知曉親衛隊和特別行動隊在占領區對猶太人、蘇聯戰俘和平民的大規模屠殺[99]，並曾明確表示反感[100]。包路斯也意識到希特勒並非無所不知。美國人曾發表一張標示蘇聯工業分布的地圖，希特勒斥之為謊言，但包路斯對一名同僚坦言：「是的，美國人的地圖與我們最新的情報完全吻合。就我個人而言，我也必須說，元首在宣稱『只要狠打俄國人幾拳他就會垮掉』這一點上也是錯的」[101]。包路斯還觀察到烏克蘭人對蘇聯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懷有恐懼，如果善加對待，完全可以爭取到他們對德軍的同情和支持，甚至賴歇瑙也有此感受，但希特勒從不傾聽[101]。包路斯與賴歇瑙不同，在人道議題上缺乏納粹主義特有的政治與種族仇恨，這使他在歷史上處於較為有利的地位[102]。賴歇瑙曾與別動隊充分合作屠殺猶太人，而包路斯則以待人寬厚著稱，在一份流傳下來的記錄中顯示有一名被指控偽裝腿傷、以怯懦罪被判處死刑的德軍年輕士兵，在包路斯獲悉後立即介入處理，下令進行X光檢查，結果證實腿骨確實骨折，該士兵因此獲釋並送往醫院，免於行刑[102]。後來包路斯前往別爾哥羅德時，其副官亞當（英语：Wilhelm Adam）記錄道，包路斯目睹因賴歇瑙命令而被吊死於絞架上的平民後深感震驚，當即要求取下遺體並撤銷此類命令[103]，並質問「《海牙公約》究竟去哪兒了？」[102]。歷史學家亨利·米歇爾（法语：Henri Michel (historien)）亦指出，包路斯曾阻止其防區內蘇聯政治委員和猶太人的處決，顯示他具有與納粹政權截然不同的道德立場[102]。

1941年8月，陸軍總司令部與希特勒在巴巴羅薩行動的主攻方向上爆發嚴重分歧，史稱「八月危機（德语：Augustkrise (1941)）」[90]。陸軍總司令布勞齊區、參謀總長哈爾德、作戰處處長豪辛格和包路斯均主張集中兵力進攻蘇聯首都莫斯科，但希特勒堅持優先奪取烏克蘭的資源區和列寧格勒[104]。8月6日，包路斯代表哈爾德出席南方集團軍舉行的「元首會議」[104]。會上再次提出主攻莫斯科的主張，卻遭希特勒斷然否決[104]。儘管內心認同主攻莫斯科的方案，包路斯仍一如既往地服從，並承認希特勒的決定是正確[104]。希特勒隨即下令將海因茨·古德林的第2裝甲兵團從中央集團軍南調，以實施基輔包圍戰。8月底，哈爾德派遣包路斯前往位於烏涅恰的第2裝甲兵團司令部了解前線狀況，但未授予其決定權[104]。包路斯於8月26日下午抵達後，先與裝甲兵團參謀長利本施泰因中校會面，隨後與陸軍總司令部取得聯繫[104]。經過實地了解，包路斯認為分配給第2裝甲兵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基輔包圍，遂致電哈爾德建議將裝甲兵團最後一個尚未投入的軍也用於作戰，並將第2軍團劃歸古德里安統一指揮[104]。然而這一提議遭到否決[104]。包路斯又與古德里安一致指出，裝甲兵團側翼的傑斯納河沿線敵軍實力不容忽視，必須先予以擊敗，據此再度向哈爾德陳情，仍未獲批准[104][105]。哈爾德在8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可惜包路斯被古德林說服了，我正在考慮讓步。[105]」

除作戰事務外，包路斯還參與了制定「巴巴羅薩行動」結束後的作戰計畫[105]。1941年7月3日，他向哈爾德提交了《巴巴羅薩行動後的作戰準備計畫》（Vorbereitung der Operation für die Zeit nach Barbarossa）[105]，策劃發起一道從利比亞以及經安納托利亞和高加索向伊朗的超大規模鉗形攻勢[105]。包路斯認為德軍可以經伏爾加河和史達林格勒向南推進，或直接進入高加索，但如果兩路同時出擊，其中一路可能會被殲滅[105]。

第6軍團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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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月，包路斯裝甲兵上將乘Ju 52運輸機抵達波爾塔瓦機場（英语：Poltava Air Base），正式履行第6軍團司令職務[67]

1942年1月1日，包路斯晉升裝甲兵上將[67]，同時由希特勒親自任命為第6軍團司令[43]。這項任命背後有幾個因素。首先，南方集團軍司令賴歇瑙元帥在1月17日因心臟病突然病逝[67]，留下第6軍團司令的空缺[106]。賴歇瑙在去世前曾請求讓他的前任參謀長包路斯接任[106]。希特勒雖然同意了這項任命，但並不十分熱心[107]。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也支持這項任命[106]。然而，包路斯本人對這項任命並不熱衷，其個人意願是繼續在陸軍總司令部從地圖桌上進行參謀式的軍隊指揮[106]。直到此時，包路斯從未在戰鬥中指揮過任何大於營的部隊[108]，缺乏實際的野戰指揮經驗[109]。多年後，包路斯的密友海姆將軍認為這是希特勒「不可原諒的人事政策錯誤」，認為包路斯「一直是案頭人物，缺乏實戰技能」[110]。米查姆亦認為包路斯被拔擢到了超出其能力上限的職位[111]，且是「那種深信元首天才無誤的將軍之一，信奉對上級命令盲目、無條件服從的原則——無論戰術情況如何」[112]。1942年1月16日，包路斯正式接管第6軍團[110]，這支部隊素有「首都征服者」之稱，被認為是國防軍中最負盛名、最具戰鬥力的軍團[106]。包路斯在波蘭和法國戰役期間擔任該軍團參謀長，對其編制與作戰特性非常熟悉[113]。然而，經過1941年下半年的嚴酷消耗戰，這支軍隊的人員、裝備、武器和士氣都已大不如前[113]。同時，费多尔·冯·博克元帥接任南方集團軍司令職務，成為包路斯的新上司[109]。

1941年底至1942年春，包路斯在陸軍總司令部親眼見證了國防軍在莫斯科城下的危局和南方集團軍在羅斯托夫的進攻失敗[114]，與此同時一系列高層人事震盪更令軍方深感不安。南方集團軍司令格特·馮·倫德施泰特元帥因主張後撤而請辭職務；中央集團軍的波克元帥與布勞希奇元帥雖就撤退的必要性達成一致，但希特勒12月16日的《堅守命令》卻要求司令官們「強迫部隊在陣地上進行瘋狂的抵抗」，波克隨即辭職，由君特·馮·克魯格元帥接替[115]。1942年1月8日，第4裝甲兵團司令埃里希·霍普納大將因未經批准下達撤退命令而被解職；1月15日，北方集團軍司令威廉·馮·里布元帥亦被迫辭職[115]。這段經歷對包路斯日後的行事產生了深遠影響[116]。作為哈爾德和豪辛格最核心圈子的一員，包路斯密切參與了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戰略討論[116]。遠離前線疲憊部隊的陸軍參謀部軍官們在哈爾德的帶領下，傾向於認同希特勒的戰爭觀點；包路斯同樣支持這一立場，主張在增援下堅守現有前線、反對後撤，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為1942年奪回戰略主動權奠定基礎[116]。莫斯科冬季攻勢失敗後，希特勒下達了兩道命令：其一禁止任何指揮官拒絕承擔交付的職位，其二禁止未經批准擅自放棄陣地[116]，這些深刻影響了日後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發展[116]。

包路斯就任後首先面對的是1941至1942年冬季的防禦戰。他成功穩定了第6軍團的防線，在困難條件下展現了組織才能[117][118]。波克元帥對包路斯的進攻能力持保留態度，認為第6軍團需要更多的刺激。因此，波克在5月安排以更為強硬的阿瑟·施密特（英语：Arthur Schmidt (general)）上校取代包路斯的首任參謀長海姆[119][120]。1942年5月，包路斯指揮第6軍團參與了第二次哈爾科夫戰役，這場戰役以決定性的德軍勝利告終，蘇軍約24萬人被俘[121][122]。5月26日，包路斯因此役獲頒騎士鐵十字勳章[123]，其聲望一時間因納粹宣傳的吹捧而大增，收到了大量祝賀信[122]。包路斯的兒子恩斯特也參加了此役並負傷[122]。然而波克元帥對包路斯的評價並非全然正面，認為他在關鍵時刻缺乏「聖火」（heiliges Feuer），即那種在危急關頭推動指揮官果斷行動的內在衝勁[124]。

藍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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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藍色方案
正執行「藍色方案」的希特勒和南方集團軍司令波克（最右）、艾貝哈德·馮·馬肯森騎兵上將、包路斯裝甲兵上將和馬克西米連·馮·魏克斯大將

1942年春，巴巴羅薩行動的失敗迫使德國重新調整東線戰略。希特勒在4月5日頒布的《元首第41號指令》中確立了新的作戰方針：中央集團軍維持守勢，北方集團軍在列寧格勒方向有限進攻，其他集中兵力於南翼發動代號「藍色方案」的攻勢[125]。其戰略目的在於奪取高加索油田（邁科普和格羅茲尼的產量占蘇聯原油總產量的約七成），同時進軍史達林格勒切斷伏爾加河這條蘇軍的補給命脈[125]。希特勒對南方集團軍直言：「如果我拿不到邁科普和格羅茲尼的石油，我就不得不結束這場戰爭。」[125]為此，南方集團軍被拆分為兩部：A集團軍向東南進攻高加索，以包路斯第6軍團為主力的B集團軍則向東推進至伏爾加河[119]。包路斯日後在回憶錄中寫道：「軍事指揮機構中普遍意識到，這是贏得戰爭的最後機會。這種意識支配著第6軍團司令部的思考，乃至日後在包圍圈中作戰時亦然。[126]」

1942年6月1日，希特勒在波爾塔瓦召開了「元首會議」，所有主要指揮官包括包路斯均出席，希特勒在會上明確表示必須迅速取得勝利，堅稱紅軍已被擊敗[122]，完全無視戰區的遼闊、蘇軍兵力的龐大以及德軍過度拉伸的補給線等問題[122]。然而第40軍團兵團第23裝甲師參謀長萊希爾少校於6月19日駕駛費斯勒「鸛」式飛機執行前線訪問任務時飛機失事，墜落在敵軍後方，行動計畫和地圖落入蘇聯手中[126]。萊希爾的文件讓蘇聯領導層在攻勢開始前就得知了部分德國計畫，蘇聯方面從繳獲的文件推斷沃羅涅日應該被占領，然後從這裡進一步向北進攻莫斯科[127]。希特勒大發雷霆，儘管波克元帥反對，他還是解除了第40軍司令格奧爾格·施圖姆將軍及其參謀長的職務[128]。包路斯對此事件深感震驚[128]。作為軍團司令，包路斯立即準備為他的軍官們辯護，並向波克報告他打算承擔責任並申請對自己進行軍事法庭審理[128]。然而，波克拒絕了這個提議[128]。波克元帥的日記記載，包路斯甚至主動提出作為最高負責人應由自己接受軍事法庭審判，但波克告訴他：「不可能！管好你自己的事，繼續工作」[129]。包路斯於6月25日就此事飛往元首總部，向希特勒聲稱這些將軍完全無罪，但後者並未被說服[128]。

1942年6月28日，德國攻勢開始[127]。三個最北端的軍團（第2軍團、第4裝甲軍團和第2匈牙利軍團）從頓河向東突擊[127]。6月30日，包路斯率領的第6軍團從哈爾科夫東北部出發，遇到了輕微抵抗[127]。瞄準對敵人進行狹窄包圍的北部鉗形攻勢迅速取得進展[127]。德國裝甲兵先鋒向頓河推進，繼續向沃羅涅日推進[130]。7月6日，德軍占領沃羅涅日[130]。然而，隨著持續不斷的推進，不僅後勤越來越不足，側翼也越來越長[130]。魏克斯軍團集群和第6軍團很快感受到了這種變化戰術的後果[130]。蘇聯抵抗突然減弱，使德國人能夠快速推進[130]。7月7日，很明顯，敵人在整個前線都在試圖擺脫第6軍團[130]。消滅強大敵軍的作戰目標無法實現[130]。相反，快速推進使前線越來越長，後勤供應越來越成問題[130]。

蘇軍大規模後撤使德軍預定的包圍殲滅戰無法實現，陸軍總司令部遂命令第6軍團偏離原定的突擊方向，轉而向南推進[130]。南方集團軍司令波克反對這一倉促決定，主張第4裝甲軍團應在確保後方和東側翼安全的前提下向東發起主攻，但希特勒不容異議，隨即解除了波克的職務，由馬克西米連·馮·魏克斯大將接替[130]。在隨後的夏季推進中，包路斯率領約25萬人、500輛坦克、7,000門火砲和超過25,000匹馬向史達林格勒方向前進[131]。部隊兩度因燃料耗盡而被迫停止，補給問題的嚴重性已昭然若揭[131]。儘管如此，包路斯在奧斯特洛夫（英语：Ostrov, Volgograd Oblast）取得了一場戰術勝利：截至7月28日，第6軍團已摧毀超過1,000輛敵軍戰車並俘虜逾55,000人[132]。過於樂觀的包路斯因此向上級報告蘇軍第1戰車軍團（俄语：1-я танковая армия (СССР)）和第62軍團（英语：62nd Army (Soviet Union)）已被殲滅[132]，然而第62軍團此後將成為史達林格勒保衛戰的核心力量。8月23日，包路斯命令維特斯海姆的第14裝甲軍向伏爾加河岸推進，翌日即抵達[132]。然而蘇軍迅速反攻，切斷了第14裝甲軍的後路，迫其轉入環形防禦。包路斯行動遲緩，直到9月2日第4裝甲軍團加入戰鬥後才重新建立聯繫[132]。這段推進已使第6軍團損失38,000人，占總兵力的百分之十[132]。

史達林格勒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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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史達林格勒戰役
膠著的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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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史達林格勒市街戰（德语：Angriff auf Stalingrad）
1942年11月，在史達林格勒戰區的包路斯與第51軍軍長瓦爾特·庫爾特·馮·塞德利茨-庫爾茲巴赫

1942年8月中旬，第6軍團在卡爾恰克附近集結完畢，準備進攻史達林格勒[133]。這座以蘇聯領袖命名的工業城市沿伏爾加河西岸綿延約50公里，周圍是開闊的草原[133]。包路斯從一開始就對進攻持保留態度，清楚地意識到其軍團擅長機械化突擊和快速作戰，而非消耗性的城市巷戰[134]。他要求陸軍總司令部提供更多步兵和工兵支援，但因後備兵力不足，增援遲遲未能到位[133]。9月12日，包路斯前往希特勒位於烏克蘭的「狼人」總部，當面請求將左翼沿頓河延伸以降低被包圍的風險，但希特勒毫無興趣，「掃開一切反對意見，重申他堅信紅軍已被擊敗，史達林格勒的抵抗只能是局部性的」[135]。然而希特勒決意攻下此城，包路斯別無選擇[134]。8月21日，包路斯下達進攻命令，近30萬人的第6軍團投入對這座城市的攻擊[133]。參謀長施密特已明確表示，戰鬥將以前所未有的殘酷程度進行[134]。

9月13日，第6軍團在瓦爾特·庫爾特·馮·塞德利茨-庫爾茲巴赫指揮的第51軍助攻下發動第一次攻勢，成功占領北部城市中心的高地，主要火車站亦告易手[134]。然而最初的成功轉瞬即逝，要在廢墟中打巷戰使德軍既有的戰略和戰術無用武之地，裝甲在瓦礫街道中效果低劣、損失慘重，最終只得逐屋戰鬥，第6軍團經驗豐富的部隊在血腥消耗中迅速耗盡[134]。蘇聯守軍在瓦西里·崔可夫將軍指揮下殊死抵抗，在廢墟中建立多層防禦工事，每一條街道、每一棟建築都成為激烈爭奪的目標[133]；超過50萬居民的城市中，平民亦與正規軍並肩作戰[136]。反對進攻的將領遭到嚴厲處置：第14裝甲軍軍長古斯塔夫·安東·馮·維特斯海姆（英语：Gustav Anton von Wietersheim）建議部分撤退，被包路斯果斷撤職，以漢斯-瓦倫丁·胡貝接替[135]；第4軍軍長維克托·馮·施韋德勒（英语：Viktor von Schwedler）預見災難、直接向希特勒請求撤軍，亦立即被解職退役[137]。11月第二週，塞德利茨再次發動攻勢，但占領城市最後部分的一切嘗試在11月中旬最終失敗，步兵、大炮和彈藥均嚴重不足[134]。

比巷戰更令包路斯擔憂的是側翼安全。第6軍團的漫長側翼主要由羅馬尼亞、匈牙利和義大利等軸心國軍隊防守，其裝備和戰鬥力遠遜於德軍[133]。包路斯在9月和10月間多次向希特勒提議將第6軍團撤退到頓河後方，但每次都被斷然拒絕[138]。9月底，包路斯提出三個方案：繼續進攻並迅速占領城市、投入更多兵力確保側翼、或放棄進攻占領冬季陣地；希特勒選擇了第一個方案[133]。塞德利茨早已預感到大規模陷阱正在形成，請求包路斯將第14和第24裝甲師從巷戰中抽出作為機動預備隊，但包路斯和施密特拒絕了這一建議[139]。

8月以來，空軍指揮官沃爾弗拉姆·馮·里希特霍芬已注意到包路斯表現出嚴重的精神壓力徵兆：左半邊臉的神經性抽搐在壓力下愈發頻繁[140]，還持續受到痢疾的折磨[135]。里希特霍芬建議希特勒以更有能力的指揮官取代包路斯[137]，然而後者仍對其抱有信心，還已內定將此包路斯接替阿爾弗雷德·約德爾出任統帥部作戰部長[137]。10月25日，包路斯向希特勒報告「預計最遲在11月10日完成對史達林格勒的占領」，希特勒聞訊欣喜若狂[141]。

羅傑·格里茲基（Roger Greezicki）指出，包路斯在整個城市戰期間將司令部設在距前線約100英里外的下奇爾斯卡亞（俄语：Нижний Чир），指揮風格過於被動，給予下屬太多自由裁量權，卻缺乏上級指揮官所應有的掌控力[142]。在崔可夫積極發展「擁抱敵人」等巷戰新戰術的同時，包路斯卻在後方忙於設計第6軍團的勝利徽章[142]。曾參與守城作戰的蘇軍軍官梅列什科日後評價包路斯「在專業上非常稱職，但也拘泥死板、猶豫不決」，認為其根本「無法領會崔可夫的戰術，所以不論戰況如何都固守自己的那一套打法」[143]。米查姆批評包路斯幾乎未展現任何戰術才能，僅以一連串正面突擊應戰，而地形完全有利於防守方[137]。

被包圍與空運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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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天王星行動、史達林格勒空運（亞美尼亞語：הרכבת האווירית לסטלינגרד）、冬季風暴行動和霹靂行動（英语：Operation Donnerschlag）
頓河集團軍司令埃里希·馮·曼斯坦，負責執行營救被包圍的包路斯部隊的「冬季風暴行動」

1942年11月19日清晨，蘇軍發動「天王星行動」，以約30個師突破位於第6軍團側翼的羅馬尼亞第3軍團的防禦陣地[138]，南北兩面合圍了第6軍團[144]。11月21日下午，希特勒的命令到來：「第6軍團即使面臨暫時被包圍的危險也要堅守……空投供應隨後下達」[145]。同日，蘇軍裝甲縱隊推進至包路斯的司令部目視範圍內，迫使其倉皇向南撤離[139]。11月22日，包路斯、施密特與第9高射炮師師長沃夫岡·皮克特（英语：Wolfgang Pickert）、第4裝甲軍團司令赫爾曼·霍特大將開會，一致認為只有盡快突圍才能免於滅亡[146]；然而施密特回以「無需恐慌」，認為戰術局勢尚不足以繞過柏林自行決斷，包路斯在整場會議中幾乎一言不發，唯一的表態便是附和施密特[147]。根據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包路斯和施密特隨即飛往古姆拉克建立軍團戰鬥指揮部[146]。包路斯命令女婿留在包圍圈外，稱「家裡有一個人參加這項行動就夠了」[146]。當天晚上，包路斯向集團軍報告：「軍團被包圍」[146]。

11月23日，包路斯直接向希特勒發出緊急電報，聯合瓦特·海茲、塞德利茨、卡爾·施特雷克爾、胡貝和埃爾溫·耶內克五位將軍請求給予行動自由，否則第6軍團將在最短時間內被消滅；然而希特勒再次否決[148]。11月27日，各軍長在軍團司令部與包路斯會商，一致強烈要求突圍[149]。包路斯的老友耶內克還因此稱：「賴歇瑙不會讓部隊繼續留在這裡的」，而後者嚴肅地回覆：「我不是賴歇瑙」[150][149][151]。然而施密特說出了最後的話：「我們必須服從。」包路斯隨之回應：「我將服從」[149]。米查姆評價，包路斯以一種「近乎超然的聽天由命」態度接受了獨裁者的意志，這種「了無生氣的逢迎」貫穿了其在包圍圈中的整個指揮生涯[139]。堅守史達林格勒並以空運補給守軍的決定，注定了第6軍團的全軍覆沒——除非其指揮官能鼓起足夠的勇氣獨立行動[152]。11月30日，希特勒晉升包路斯為大將作為對其服從的獎賞[153]。與此同時，塞德利茨將軍未經批准擅自率部後撤以圖突圍，蘇軍乘隙攻擊，德軍蒙受重大傷亡[154][147]；施密特稱此舉為「叛變」，要求解除塞德利茨的職務[155]。

11月底，曼斯坦元帥受命組建頓河集團軍，負責解救被包圍的第6軍團[156]。然而曼斯坦與其他所有德國將領分道揚鑣，認為堅守並以攻勢解救守軍仍為可行方案，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希特勒的堅守傾向；溫伯格指出，其立場主要出於維護自身「大膽而常勝之指揮官」聲譽的考量[157]。包路斯致函曼斯坦強調「在緊急情況下必須獲得行動自由」，然而曼斯坦未予回覆[158]，而是著手擬定「冬季風暴行動」[156]。事實上，在行動發起之前，曼斯坦已認識到樂觀評估過於不切實際，空運補給遠達不到承諾的水準[159]，但堅守命令已經下達，局面無法逆轉[160]。12月12日，冬季風暴行動正式發起[161]。霍特大將的第4裝甲軍團起初取得進展，12月19日距包圍圈僅約48公里[162]，但隨即遭遇頑強抵抗，再也無力前進[163]。

12月18日，曼斯坦派集團軍情報參謀艾斯曼少校飛入包圍圈，向包路斯傳達三個選擇：立即突圍並與第4裝甲軍團會合、先補給後突圍、或堅守待援[164]。施密特斷言「第6軍團在復活節還會堅守陣地，你們要做的只是把補給搞好」[165]，包路斯則表示突圍違反元首命令，不會付諸實行[164]。曼斯坦事後寫道，「最終決定第6軍團司令部態度的，是參謀長的意見」，艾斯曼的一切勸說不過是「鴨背上的水，了無痕跡」[166]。然而曼斯坦自己同日下達的命令同樣充滿矛盾：集團軍命令同時要求執行「冬季風暴」和準備「霹靂（英语：Operation Donnerschlag）」兩個行動預案，前者要求在維持所有包圍圈防線的前提下以有限兵力向南出擊，後者則要求集中全部兵力進行全面突圍，兩者在作戰上根本不可兼容[167]。包路斯和施密特正確認識到這一矛盾，而迪德里希指出，曼斯坦實際上是將「黑鍋」推給了第6軍團[167]。

與此同時，突圍在物質條件上已近乎不可能：第6軍團的燃料分析顯示，裝甲部隊的行動半徑僅剩約30公里，而救援部隊的前鋒距包圍圈仍有70公里以上[168]。12月21日，第6軍團參謀部提出突圍撤離的可能，這也許是挽救部分兵力的最後機會[161]。然而三位關鍵指揮官均無法作出決斷：包路斯認為撤離是孤注一擲的絕望之舉；曼斯坦雖已意識到解圍失敗，卻拒絕對突圍問題表態；希特勒則在大本營中遲疑不決[161]。曼斯坦身為上級司令，本有權直接下令突圍，卻始終將決定權推給希特勒[169]；溫伯格直指，由於曼斯坦拒絕違抗堅守命令，包路斯幾乎不可能同時抗命於直屬上級和最高統帥[160]。更為關鍵的是，包路斯和第6軍團司令部在這些決定性的日子裡，始終未被告知救援行動已明顯失敗、空運改善亦無望；迪德里希指出，「顯然，無論是集團軍還是陸軍總司令部，都沒有勇氣向其如實傳達危急局勢的真相」[168]。12月24日，蘇軍發動「小土星行動」迫使霍特後撤，營救計畫宣告徹底失敗[170][171]。聖誕節期間空運幾乎完全崩潰，包路斯於12月26日致電請求緊急救援，「除非整體局勢要求犧牲本軍團」[172]。次日，曼斯坦終於承認救援失敗，但同時暗示「俄軍也已精疲力竭」[172]。12月28日，通信兵上將費爾吉貝爾託新任軍團通信主官范霍芬上校帶話入圈，敦促包路斯不顧一切獨立突圍，認為這是第6軍團最後的機會；包路斯聽取後以服從軍令及不了解全局為由拒絕，並表示擅自行動不僅可能危及頓河集團軍全局，屆時本軍團的毀滅與數十萬將士的死亡都將由其一人承擔[172]。

戰後，曼斯坦在回憶錄《失去的勝利》中聲稱曾下令包路斯突圍，但這些命令措辭含混，附帶諸多保留條件[173]。包路斯戰後閱讀該書時極為憤怒[174]。事實上，曼斯坦擬定的「指令第2號」本為突圍命令，卻從未作為正式命令下達給第6軍團[175]；其僅派遣一名「相當無足輕重的少校」進入包圍圈傳達選項，會談中甚至完全未提及「指令第2號」，均與其戰後聲稱的果斷態度相矛盾[176]。韋格納分析指出，曼斯坦之所以不下達正式突圍令，是因為他要先取得希特勒的批准[171]。曼斯坦亦在書中承認，他認為「預先違抗最高統帥部命令是不妥的」[173]，由此暴露其根本無意承擔獨立下達突圍令的責任。歷史學家指出，曼斯坦的回憶錄將史達林格勒的失敗塑造為「僅涉及包路斯」的事件，把戰敗歸因於希特勒的荒謬命令，同時維護自身作為專業軍人的形象[177]。溫伯格更直言不諱地評價：「鑒於史達林格勒問題在戰後德國的敏感性，曼斯坦竭力扭曲此事的歷史記錄，其用心程度不亞於其掩飾自身大規模參與屠殺猶太人的努力」[178]。

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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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斯於史達林格勒內中央百貨商店（俄语：ЦУМ (Волгоград)）的第6軍團司令部兼住所

副官亞當日後回顧包路斯在包圍圈中的兩難：「作為訓練有素的參謀軍官，包路斯冷靜地評估了形勢，深知致命的危險。然而違抗所接受的命令與其全部軍事訓練相悖。因此，對包路斯而言——正如對許多老一輩軍官——從一開始便存在對部下的責任與對軍令的服從之間的尖銳衝突。經過激烈的內心掙扎，軍事服從佔了上風」[179]。

包路斯自己列舉了四個堅守的理由：堅守伏爾加河上的「支柱」、與頓河集團軍保持通信、相信救援即將到來、以及包圍圈南緣離奇爾前線距離很短[180]。然而包圍圈內的環境迅速惡化。空運補給遠不足以維持軍團運作，口糧被一再削減，至12月底儲糧已全部耗盡[註 5]。12月11日，包路斯向空運指揮官菲比格坦言：「我的集團軍既無法作戰也無法生存」[184]。12月21日，包圍圈內首次出現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的案例[184]。嚴寒降至零下20度甚至更低，彈藥逐漸耗盡，醫療用品嚴重不足[185]。

新年前夕，希特勒致電包路斯，承諾「德國國防軍將竭盡全力解救史達林格勒的守軍」，稱其堅守「將成為德國軍事史上最輝煌的壯舉」[186]。1943年1月8日，蘇軍向包路斯遞交最後通牒，告知救援部隊已被擊退、空運已成泡影，要求投降[187]。包路斯聯繫希特勒，後者斷然拒絕[187]。希特勒另將其信任的胡貝將軍從包圍圈中空運出來聽取報告，胡貝如實匯報了局勢的絕望，卻仍被希特勒的說辭所動搖——後者宣稱正籌備新攻勢，第6軍團只需堅持到2月下旬[188]。胡貝返回後轉達希特勒繼續堅守的立場，許多軍官大失所望[189]。1月15日，希特勒頒授包路斯橡葉騎士鐵十字勳章[189]。包路斯明確表示不會拋下部下，此前已透過貝爾少校將結婚戒指帶回給妻子[190]；勳章和告別信則託人帶往後方，但遭蓋世太保截留沒收[189]。

包路斯致電陸軍參謀長蔡茨勒，直言「要塞僅能再堅守數日」、部隊精疲力竭，建議空運少數軍官作為未來作戰人才，「顯然不包括我本人」[191]。1月22日，包路斯向希特勒發出電報：「口糧耗盡。包圍圈內逾12,000名傷員無人照料⋯⋯已無彈藥的部隊應當如何行動，請示命令」[192]。1月24日，包路斯再次請求允許投降[193]。希特勒回覆：「第6軍團的投降從榮譽的角度來看是不可能的」，並要求堅持到最後一人、最後一彈[194]。1月25日，蘇軍攻占德軍最後的機場[193][195]，此後空軍僅能以空投方式補給[195]。1月26日，蘇軍推進至伏爾加河畔，將守軍分割為南北兩個口袋[195]：北部由斯特雷克將軍的第11軍守衛工廠區，南部以包路斯設於陣亡將士廣場旁中央百貨商店（俄语：ЦУМ (Волгоград)）地下室為指揮中心[196]。兩天後，第6軍團停止向25,000名傷員分配口糧，僅供仍能作戰的士兵食用[195][166]。塞德利茨請求主動投降遭拒後，逕行授權各級指揮官在前線崩潰時自行決定投降；包路斯遂將其劃歸強硬派海茨將軍指揮，後者立即禁止一切投降行為[197]。包路斯雖深知應在包圍初期便獨立決定突圍，卻始終未能鼓起勇氣付諸行動[198]，正是洛斯貝格多年前所預言的「難以果斷」之弱點[52]。在最後的日子裡，包路斯身心嚴重惡化，目擊者描述其步態佝僂、左半邊面部不斷抽搐[198]，據稱「處於近乎崩潰的狀態」[196]。到1月底，實際上已由施密特接管大部分指揮權[194]。

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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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条目：指環行動
1943年1月31日，向蘇軍投降的包路斯

1943年1月30日，這一天是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的十周年紀念日。希特勒晉升包路斯為陸軍元帥[196]。按照普魯士軍事傳統，元帥寧可戰死也不能被俘，此舉被普遍解讀為暗示包路斯應自盡殉國[199]。然而包路斯不為所動，對施密特說：「這不過是一道自殺命令」[196]。他是一名天主教徒，根據宗教信仰，自殺是罪惡的[200]。包路斯後來對一位將軍說：「我無意為這個波希米亞下士開槍自殺」[196][201]。事實上，他曾明令禁止他的士兵進行所謂的「軍人自殺」，即故意站在敵人火力下求死[200]。包路斯戰後回憶這段經歷時說：「我的軍官和士兵所承受的、超越一切可想像程度的苦難，沉重地壓在我的決策之上。要求我服從的命令以最嚴厲的口吻強調每一個小時都至關重要，而這與對士兵的人道關懷之間形成了衝突。在這場衝突中，我當時相信必須將服從置於首位」[202]。 蘇軍記錄顯示，包路斯此時「已完全喪失鎮定」，布爾馬科夫少將形容其「像是一頭被逼入絕境的困獸」；從投降當日拍攝的照片亦可見包路斯面容憔悴、目光呆滯，流露出精神崩潰的跡象[203]。

1月31日清晨，蘇軍士兵逼近包路斯設於中央百貨商店（俄语：ЦУМ (Волгоград)）地下室的指揮部[204]，而施密特開始進行投降談判[204]。蘇聯代表向包路斯提出三個選擇：「第一，繼續抵抗（這意味著死亡）；第二，有尊嚴地投降；第三，無尊嚴地投降」[205]。第64軍團（英语：64th Army (Soviet Union)）司令米哈伊爾·斯捷潘諾維奇·舒米洛夫（俄语：Шумилов, 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中將的參謀人員隨即進入地下室與施密特商討條件，包路斯則留在隔壁房間，由副官亞當隨時通報進展[206]。包路斯是否刻意與投降談判保持距離，抑或是因身體虛弱而由施密特代為處理，至今仍不清楚[206]。最終，拉斯金將軍抵達正式接受投降，亞當首先爬出地下室的台階，身後跟著面容憔悴的元帥包路斯[207]。包路斯、施密特和亞當隨後被送往舒米洛夫的軍團司令部[206][208]，他也就此成了德國軍事史上第一位在戰場上被俘虜的元帥[204]。北部包圍圈的斯特雷克將軍仍堅持抵抗，直到2月2日上午方才率第11軍殘部投降，史達林格勒戰役至此落幕[209]。

在舒米洛夫司令部的首次正式訊問中，包路斯始終否認自己下達了投降命令[210]。被問及是否命令南部集團停火，包路斯答道：「我沒有下達這樣的命令」；停火令實由第71步兵師師長羅斯克少將自行發出[210]。舒米洛夫請求包路斯對仍在抵抗的北部包圍圈下達投降令，包路斯斷然拒絕：「我沒有任何權力下達命令」[210]。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顯然在被俘前數日便已下定決心，絕不以元帥身份正式下達投降命令[211]。在無力再戰卻又不願投降的兩難困境下，包路斯採取了一個「事後看來令人難以理解的權宜之計」（kaum verständlichen Kunstgriff）：將自己定位為「沒有部隊和指揮權的總司令」，以「私人」身份被俘，從而在法律上迴避了元帥投降的汙名[211]，包路斯隨後被押往頓河方面軍司令部。當晚，炮兵元帥尼古拉·沃罗诺夫和頓河方面軍司令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接見包路斯，要求他簽署一道命令，讓仍在抵抗的北部包圍圈部隊投降，以減少不必要的傷亡[212]。包路斯拒絕簽署，聲稱「這對一名軍人來說是不光彩的」，並辯稱自己並非主動投降，而是「被突然俘虜的」[213]。羅科索夫斯基當面斥責：「你在政治上追隨了希特勒，這一點我們無法理解！」[202]

希特勒對包路斯的投降感到極度憤怒，大喊道：「一個人怎麼能眼看自己的士兵赴死⋯⋯然後向布爾什維克投降？⋯⋯這麼多士兵的英勇，竟被一個懦弱無骨的人毀掉了」[214]、「最令我痛心的，是我居然還把他晉升為元帥。我本想給他這最後的恩賞，他本可以擺脫一切苦難、升入永恆和民族的不朽，但他寧可去莫斯科。[215]」令其震驚的不是損失了25萬大軍，而是包路斯未能為德國榮譽而死[216]。戰敗消息傳開後，全國陷入震驚[217]。英國軍事史家B·H·李德哈特曾評價道：「史達林格勒此後如同一種微妙的毒藥在德國指揮官的心中發酵，動搖了他們對所奉命執行之戰略的信心。在道義上甚至比在物質上更甚，那支軍隊在史達林格勒遭受的災難所產生的影響，德國陸軍從此再未恢復」[218]。在1942年11月被包圍的約28萬5千名官兵中，約4萬人在戰鬥期間被空運後送，約11萬人死於包圍圈內，其餘約11萬人在2月初踏上戰俘之路[217]。這些俘虜被押往蘇聯戰俘營，最終僅約5,000人得以返回德國[217]。

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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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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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主葉夫菲米修道院內的尼科爾斯基教堂，包路斯在蘇聯戰俘期間曾被關押於此

投降後，包路斯與施密特、亞當被轉移至頓河方面軍司令部所在地扎瓦雷基諾，安置在簡陋的木屋中，每屋住五六名將軍[219]。與包圍圈末期的慘狀相比，將領們的待遇已算寬厚；但同一時期，9萬1,000名普通德軍官兵正在嚴寒中被押送往戰俘營，許多人因飢寒交迫、傷病纏身而死在途中，被俘後第一個月內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倖存者亡於包圍圈的後遺症[220]。在扎瓦雷基諾的頭幾天，包路斯、施密特和亞當確立了日後在囚禁中奉行的基本立場。施密特主導談話方向，反覆強調「刀刺傳說」的前車之鑑，堅持任何協助蘇方的行為都等同於叛國[219]。包路斯則道出其根深蒂固的信念：「政治不是我們的事，我們是軍人。元帥昨天問我，為何在絕望的處境下仍然頑抗。我回答說，因為我們有命令。紀律、命令和服從是軍隊的基石」[219]。迪德里希指出，這種表面化的思維模式減輕了包路斯心中的責任重擔，使其得以將政治和軍事責任推卸給他人[219]。與此同時，包路斯仍寄望於希特勒的善意，私下對親信表示希望能以交換蘇聯高階戰俘的方式獲釋。德方曾提議以包路斯交換史達林的長子、1941年被俘的砲兵中尉雅科夫·朱加什維利，據稱史達林以「我們不拿元帥換中尉」之語斷然拒絕[221]。

1943年2月28日，包路斯與其他將領乘「將軍專列」轉往莫斯科近郊的克拉斯諾戈爾斯克第27號戰俘營，包路斯享有獨立車廂[202][222]。然而，蘇方線人自3月起即向莫斯科報告，幾乎所有在史達林格勒被俘的軍官都猛烈批評指揮層，稱此役為國防軍史上「獨一無二的恥辱」[223]。通訊軍官向線人控訴，包路斯在士兵已無彈藥和糧食時仍與幕僚在防空洞中喝茶；部分軍官認為將領們理應戰死或自盡而非投降，包路斯尤其被指責缺乏「道德勇氣」（Zivilcourage）[224]。在營中，包路斯遵循嚴格的日常作息：晨間體操、長距離散步、園藝勞動，以及繪畫、雕刻和大量閱讀[225]。其努力學習俄語以閱讀戰況報導，並要求將曾駐留蘇聯、通曉俄語的第8軍參謀長席爾德克內希特上校調至身邊[225]。身為蘇聯最高階戰俘，包路斯致力於在營中維持普魯士式的軍事等級秩序[註 6]。1943年4月，包路斯與22名將領轉往莫斯科東北方約220公里的蘇茲達爾第160號戰俘營，該營設於中世紀的救世主葉夫菲米修道院（英语：Monastery of Saint Euthymius）內，生活條件有所改善，包路斯在中央的尼科爾斯基教堂二樓分得獨立房間[228]。

在蘇茲達爾，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根據史達林的指示進行思想工作，希望將包路斯塑造成反納粹的招牌人物[229]。當局安排亞歷山大·布蘭克以「翻譯」名義進駐包路斯身邊，名義上滿足其對翻譯的需求，實際上負責分析和引導其思想動態[230]。布蘭克學識淵博，與包路斯廣泛討論各類話題，為其朗讀蘇聯報紙，巧妙地讓包路斯認識到德國人對蘇聯歷史、藝術和文化的無知，以及德軍所造成的巨大人間苦難[231]。在布蘭克的引導下，包路斯開始接觸馬克思的《資本論》（德法雙語版本，兼作翻譯練習）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和列寧論克勞塞維茨的著述[231]。然而，施密特作為「元首之眼」的角色始終制約著包路斯的態度轉變；海茲大將曾對蘇方形容，施密特早在第6軍團時期便是希特勒安插在包路斯身邊的監視者，在戰俘營中持續施壓包路斯堅守對元首的絕對忠誠[229]。包路斯此時陷入抑鬱：一方面背負著史達林格勒戰敗的沉重壓力，另一方面深知自己因未能自殺而失去希特勒的寵信，同時又擔心若蘇聯戰敗自己便會被處決[231]。1943年7月3日，包路斯被轉至沃伊科沃的第48號營區，與其他在史達林格勒被俘的將領一同關押[232]。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報告中描述包路斯「性格過於軟弱，優柔寡斷，近來非常神經質，變得急躁而挑剔，許多將軍都對其避而遠之」[233]。

轉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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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7月，德國戰俘和流亡共產黨人在莫斯科附近成立了「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呼籲推翻希特勒並結束戰爭[234]。多數被俘將領視之為叛國行為，包路斯亦拒絕參與[235]。蘇方隨即派梅爾尼科夫親赴第48號營區向將領們遊說合作，但海茲大將率先提議以「不願成為叛國者」為由斷然拒絕，全場報以掌聲[236]。9月1日，包路斯與17名將領聯署聲明，斥參與反納粹組織者為「叛國者」，宣布與之斷絕一切關係[237]。包路斯事後向蘇方坦承，聲明並非由其主導，而是海茲、斯特雷克爾等年長將領倡議，其只是附和了他們的立場[238]。為進一步吸引高階軍官，蘇方於9月11至12日另行成立「德國軍官聯盟（德语：Bund Deutscher Offiziere）」，由塞德利茨砲兵上將出任主席[239]。

蘇聯當局對此極為不滿。9月3日，包路斯被從營區帶走，移送至莫斯科附近薩拉切沃的杜布羅沃莊園，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工沃爾夫·施特恩（德语：Wolf Stern）負責對其進行思想工作[240]。施特恩以興登堡在一戰末期勸威廉二世退位的歷史先例對其施加心理壓力，此論據令包路斯印象深刻[238]。丹尼爾斯中將從旁觀察指出，包路斯在立場上與軍官聯盟其實相去不遠，真正令其卻步的是擔心兩個兒子仍在東線服役，若希特勒得知其加入恐遭株連[241]。經過20天的「心理攻勢」後，包路斯以折衷方式化解僵局：他承諾返回營區說服將領撤回聲明，但保留個人立場[242]。10月中旬，包路斯返回第48號營區，15名將領簽署了一份措辭緩和的新聲明，撤回對軍官聯盟的公開指控，但不強制個人改變態度[243]。蘇方要求包路斯書面彙報其他將領的動向，被其斷然拒絕[244]。

此後將近一年間，包路斯始終抗拒加入軍官聯盟。蘇方將其送回第48號營區的決策適得其反：返營後包路斯在將領中的威望顯著上升，線人稱其為營中「抵抗的堡壘」[245]；然而蘇方情報同時指出，包路斯內心實已認同合作的必要性，但堅持以保障自由獨立的德國為前提[246]。1944年2月，反對合作最力的海茲大將死於胃癌[247]，施密特亦因對包路斯有「負面影響」而被隔離，包路斯身邊支持堅守立場的將領逐漸減少[247]。1944年7月，中央集團軍覆滅的消息傳至營區：超過35萬名德軍陣亡或被俘，40個師中28個被殲滅，損失規模超過史達林格勒[248]。新入營的第12軍軍長文岑茨·米勒中將以其魅力和說服力在多次長談中逐步動搖了包路斯的立場[249]。7月24日，包路斯獲悉「7月20日密謀案」的消息，多位故友在事件中遇害，包括前陸軍參謀長路德維希·貝克大將和亨宁·冯·特雷斯科少將[202][248]。事實上，早在史達林格勒被圍期間，密謀者便曾試圖拉攏包路斯：貝克的親筆呼籲書被空運至其司令部，克勞斯·馮·施陶芬貝格亦曾致函暗示應挺身而出，但包路斯的反應是「接連發出大量表示效忠元首的無線電訊息」，將此事秘而不宣[250]。包路斯日後回顧道，密謀事件證明「在德國國內亦有人認為消除希特勒是擺脫戰爭的唯一出路」[251]。包路斯回顧1944年夏天以前的態度時坦言：「作為軍團司令和戰俘，我不認為自己有權以與敵國合作之名義干預祖國的命運」，真正令其卻步的是深恐背上「背後一刀」的罵名[252]。

1944年8月8日，包路斯簽署《告德國戰俘軍官、士兵及德國人民書》，呼籲德國人民與希特勒決裂、結束戰爭[202]。聲明中寫道：「近來的事態已使繼續作戰成為毫無意義的犧牲……戰爭對德國而言已經失敗。」[253]8月14日，包路斯正式加入「德國軍官聯盟」[202]。此舉招致納粹政權的報復：依「連坐法（德语：Sippenhaft）」，兒子恩斯特被逮捕，妻子伊蓮娜被告知若放棄包路斯的姓氏即可不受追究，但她斷然拒絕，隨即被關入集中營[254]。包路斯的另一子弗里德里希上尉早在1944年2月的安齊奧戰役中去世[255]，女婿庫岑巴赫亦於同年10月在波蘭陣亡[255]。然而，其遲來的轉變在戰俘中引發複雜反應：不少軍官認為包路斯背負「雙重罪責」——在史達林格勒的優柔寡斷和1943年軍官聯盟成立時的猶豫不決，如今的加入「已不需要什麼勇氣」，在政治覺悟上遠遠落後於新近被俘的將領[256]。此後他多次透過「自由德國（德语：Sender „Freies Deutschland“）」電台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德軍停止抵抗，並以前第6軍團司令的身份致函被包圍的北方集團軍和在羅馬尼亞的新第6集團軍，敦促其投降[257]。然而這些呼籲的實際效果有限[202]。1944年12月，包路斯以最高階者之身份聯署五十名被俘將領的聯合呼籲書，要求終結戰爭，但未產生任何回響[202]。包路斯本人對軍官聯盟中的角色亦感不滿，曾向塞德利茨坦言莫斯科只是拿他當「鸚鵡」[258]。1945年9月30日，隨著戰爭結束和蘇聯政治需求的轉變，莫斯科下令解散「自由德國全國委員會」和「德國軍官聯盟」[259]。

審判與獲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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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斯出席紐倫堡審判，為蘇聯控方證人

1946年2月11日，包路斯出現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上[202]。由於納粹宣傳機構曾宣稱包路斯與第6軍團全體陣亡，當其現身法庭時引發現場一片嘩然[260]。前德國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命辯護律師「去問那頭骯髒的豬知不知道什麼是叛徒」[261]。據美國檢察官泰爾福德·泰勒（英语：Telford Taylor）評價，包路斯以「沉穩而高度專業的方式」提供證詞，主要涉及德國發動對蘇聯戰爭的決策過程，詳細描述了他作為副總參謀長期間所參與的最高軍事機密[260]。

包路斯證實，納粹德國對蘇聯的戰爭並非如宣傳所稱的「預防性攻擊（德语：Präventivkriegsthese）」，而是經過長期策劃的侵略行動，用其親筆備忘錄的措辭，「所謂預防性戰爭不過是發動征服戰爭的藉口」[262]。他透露了德國自1940年秋便著手制定入侵蘇聯計畫的全部過程[263][260]，並指名被告凱特爾、約德爾和戈林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積極參與者[260]。午餐休息時，凱特爾憤怒地批評包路斯不該接受晉升和勳章，又「不停地向元首發送忠誠的訊息」[264]；回到法庭後，軍人集團的被告們高聲怒斥，戈林還進一步質問包路斯是否已申請了俄國國籍[265]。

包路斯的證詞引起了納粹被告律師的強烈反擊[266]。事實上，包路斯在出庭前已擬就一份書面備忘錄，預判辯護方可能提出的三類質問並備妥應答策略，涵蓋「預防性戰爭」論、軍官服從傳統，以及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宣傳的影響等議題[267]。辯護方的質詢集中於包路斯為何在知情的情況下仍參與侵蘇計畫。包路斯答辯稱作為軍人無法自行採取行動，接受任命時亦未預見戰爭的全部規模[266][註 7]。

1946年2月13日，包路斯完成證詞[268]。包路斯在紐倫堡的出庭加上日益升溫的冷戰氣氛，使昔日戰友徹底將其視為叛徒：在他們眼中，曾經的「史達林格勒之獅」已淪為「囚禁中的掃羅」（Saulus der Gefangenschaft）[269]。審判期間，包路斯收到了從德國各地寄來的數十封匿名恐嚇信，出於安全考量，蘇方不允許他留在德國[270]。在各戰俘營中，證詞同樣引發截然對立的反應：弗里德利希·戈爾維策（英语：Friedrich Gollwitzer）步兵上將稱之為「歷史真相」，莫里茨·冯·德莱贝尔（英语：Moritz von Drebber）少將認為是「轟動而令人欣慰的事件」；但多數戰俘認為包路斯曾親自參與戰爭準備和指揮，道義上無權指證昔日同僚[271]。塞德利茨的反應則帶有幾分嫉妒：「兩年前我們就要求包路斯主動站出來揭露事實，他以各種藉口推託。他不過是見風使舵」[272]。包路斯在審判後不久從兒子的信中得知妻子曾被關押於達豪集中營，激動地對布申哈根表示：「難道我沒有權利對那些豬作證嗎？他們把我妻子關進了達豪！」[272]

紐倫堡審判結束後，包路斯返回蘇聯，身分從戰俘改為「蘇聯政府的客人」，被安置在莫斯科近郊托米利诺的一處內務人民委員部別墅中[273]。塞德利茨、米勒等將領同住，另有勤務兵埃爾溫·舒爾特和副官威廉·亞當（英语：Wilhelm Adam (general)）貼身隨行[274]。包路斯享有私人醫生、廚師等待遇，並可定期前往莫斯科觀賞展覽和音樂會[275]。1946年4月，包路斯獲准寫下被俘以來的第一封家書；6月收到妻子回信，信中寫道：「只要你願意，我將隨你走到天涯海角」[274]。然而他拒絕了與妻子見面的安排，稱「不願讓任何人認為這次探訪是出庭作證的報酬」[276]。同年秋，包路斯參與了蘇聯電影《史達林格勒戰役（英语：The Battle of Stalingrad (film)）》的軍事顧問工作，副官亞當亦參與其事[277]。蘇聯武裝力量總參謀部軍事史部門隨後委託包路斯撰寫關於史達林格勒軍事行動的回憶報告，他據此完成了多份手稿[275]。

1947年春，包路斯被診斷出進行性肺結核，健康嚴重惡化，遂赴克里米亞療養[273]。1949年11月10日，妻子康斯坦茨在巴登-巴登病逝，二人自1942年底一別再未相見[278]。蘇聯當局蓄意隱瞞死訊長達一個月，至12月9日方才告知，包路斯聞訊極為悲痛，「退回房間獨自哭泣」[279]。同年，蘇聯曾著手準備對包路斯進行戰犯審判，但史達林本人親自阻止了這一程序的啟動[278]。包路斯曾多次請求遣返。1950年3月，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維辛斯基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委員谢尔盖·克鲁格洛夫聯名致函史達林，建議將其遣返至東德一座省級城市定居並實施監控，但史達林始終未予答覆[280]。1952年2月26日凌晨，包路斯因心臟衰弱昏厥，經診斷為動脈硬化引起的腦循環障礙[281]；克魯格洛夫再度致函史達林報告此事並建議遣返，史達林閱畢在關鍵段落劃線，卻仍未作任何批示[282]。1953年3月5日史達林去世後，蘇方態度終於轉變。10月24日，包路斯乘坐莫斯科至柏林第三號快車的頭等臥鋪車廂離開蘇聯，比一般德國戰俘的遣返早了兩年[278]。

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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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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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斯於東德的寓所，由東德國家安全部全天候監視，代號「陽台目標」

1953年10月26日上午，包路斯抵達法蘭克福火車站，受到東德內政部長的迎接[283]。在入境致辭中，包路斯談及不久前逝世的古德里安，隨後批評政治領導人給德國帶來的毀滅。他指出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無論是德意志帝國還是納粹政權，政治領袖都向軍隊提出了不可能完成的要求[283]。離開蘇聯時，他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我不願在離開蘇聯時不對蘇聯人民說一句話：我曾經盲目服從地來到他們的國家作為敵人，但現在我作為朋友離開這個國家」[283]。

包路斯隨後定居於德勒斯登「白鹿」（Weißer Hirsch）區的普洛伊斯街（Preußstraße）10號別墅[278][284]。東德政府對他給予優厚待遇，月薪達3,000東德馬克，並提供專屬司機、警衛人員和狩獵許可證[285]。東德當局安排一名名為海因茨·拜特爾（Heinz Beutel）的上尉擔任包路斯的副官，負責日常事務並兼任保鏢[284][285]。與此同時，國家安全部（史塔西）對包路斯實施全面監控，將別墅編為代號「陽台目標」（Objekt Terrasse）[274]。司機、鄰居乃至別墅內所有工作人員均為國安部線人，整棟房屋佈滿竊聽裝置，包路斯的一言一行盡在當局掌握之中[274][286]。包路斯獲准攜帶私人手槍，平日最常做的事便是反覆拆卸、擦拭這把手槍；某位特工為此憂心地向上級報告，擔心其可能自殺，上級回覆道：「他在史達林格勒都沒開槍自盡，現在又為何會？」[274]

包路斯與東德高層的關係各不相同。他與內政部長维利·斯多夫保持良好的私人交往，斯托夫經常私下前往德勒斯登探望[287]。與包路斯關係最為密切的是戰俘營中結識的密友米勒，後者此時已官至東德國家人民軍國防部副部長兼總參謀長，是包路斯在政治和日常事務上最倚重的顧問[288]。然而包路斯對人民警察總監海因茨·霍夫曼保持距離，認為其並非真正的軍人[287]。

包路斯的家人在戰後分散各地。兒子恩斯特-亞歷山大定居於西德（1970年自殺身亡[289]），女兒奧爾加居於巴登-巴登[290]。1953年獲釋後，奧爾加多次前往德勒斯登探訪父親，一度希望搬至德勒斯登照顧父親，但最終因已在西德建立生活而未能如願[290]。儘管兒子多次勸說其赴西德就醫，包路斯始終拒絕，擔心可能遭遇的輿論攻擊或法律追究[291]。包路斯還收到了數百封來自失蹤將士家屬的信件，詢問親人的下落，使其承受沉重的心理負擔[269]。1954年夏天，包路斯結識了瑪格麗特·喬治（Margarete George），1955年1月起她以「管家」身份陪伴在包路斯身邊[292][註 8]。在公餘時間，包路斯熱愛古典音樂和藝術，經常前往德勒斯登歌劇院觀賞歌劇和芭蕾舞劇，亦對德勒斯登的博物館情有獨鍾[286]。1953年至1954年間，他還開始打網球作為休閒活動[294]。

包路斯在東德的主要職務是擔任東德內政部（德语：Ministerium des Innern (DDR)）轄下的軍事史研究室主任[295]。1954年8月，他正式成立戰爭史研究處，下設圖書館、檔案室和軍事歷史編輯等部門，領導該處進行以史達林格勒戰役為重心的軍事歷史研究[295]。包路斯曾表示：「這場戰鬥中的艱苦經歷和漫長的俘虜歲月使我認識到，我有責任為那些勇敢而不幸的士兵、失蹤將士的家屬，以及數百萬被迫離開家園的德國人民解釋這一切。」[295]包路斯也在東德高級軍官學校講授史達林格勒戰役的相關課程，根據記憶及與德國將領和參謀軍官的談話筆記繪製作戰示意圖[274]。1955年1月29日，包路斯主持召開了一場東西德前軍官聚會，與會者在軍歌《好戰友》的旋律中向陣亡者致敬，包路斯的講話給在場者留下深刻印象[274]。然而，包路斯在東德並非受到所有人的歡迎。不少民眾無法理解，標榜與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決裂的東德政府為何給予前國防軍最高級別的軍人如此優越的待遇？[296]包路斯還收到了來自民眾的批評信函，部分甚至來自東德境內。他有時也會閱讀西德《明鏡》週刊等媒體的報導，這些報導往往對他持批評態度[297]。

政治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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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舉辦新聞發布會的包路斯

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並非以共產主義者的身分從戰俘營歸來，其真正追求的是「一個統一民主德國的和平未來」[298]。然而東德當局成功地將這位元帥納入自身的政治宣傳軌道：利用包路斯對史達林格勒的愧疚感、渴望在西方媒體攻擊面前為自己正名的心理需求，以及對德國統一的民族主義理想，引導其為東德的政策發聲[299]。自1953年12月起，人民警察機關便開始向包路斯提供經過篩選的情報材料，包括關於美軍和英軍的軍事情報、北約演習報告，以及西德「重新軍國主義化」的政治分析報告，以鞏固其對西方陣營的負面印象[300]。

1954年7月2日，東德執政黨統一社會黨將包路斯推上東柏林的一場國際記者會，這是包路斯自1946年紐倫堡審判以來首次公開亮相[301]。迪德里希形容，包路斯的講話「緩慢、清晰而富有表現力，措辭無可挑剔；這並非典型的東德宣傳，而是出於內心的信念」[302]。包路斯在會上批評美國的「強權政治」（Politik der Stärke），反對歐洲防務共同體，並將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兩次世界大戰前德國的擴張主義相提並論[302]。包路斯還呼籲德法和解以及與蘇聯建立睦鄰關係，主張德國的統一與主權是歐洲和平秩序的先決條件[303]。記者會上，多數西方記者對演講內容興趣不大，將其視為共產主義宣傳而不予理會，反而追問包路斯對史達林格勒戰役的態度；包路斯對此明顯激動，斥責若干西方著述為「最惡劣的歷史造假」（Geschichtsfälschung schlimmster Sorte）[304]。記者會後，包路斯收到了來自前參謀總長哈爾德的信函，指責其不應讓自己被利用於政治目的，批評其有能力評判史達林格勒，卻無權對聯邦德國指手畫腳[304]。

1955年5月，包路斯再度發表公開談話，將聯邦德國描繪為美國集團對抗蘇聯的「無自主權工具」，呼籲前軍人拒絕加入即將組建的聯邦國防軍[305]。在這次談話中，包路斯宣稱：「根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尤其是我本人在史達林格勒的經驗，我得出了一個明確的結論：沒有人，即便是最高政治和軍事領導層，能替軍官在其職責範圍內承擔責任。因此，政治責任與軍事責任不可分割⋯⋯唯有認識到這一點，才算得上民主的軍官。非政治的軍官與民主相矛盾，甚至是民主之敵，因為其隨時可以被濫用」[305]。迪德里希評價，相較於1954年的記者會，這次講話明顯帶有更多東德的意識形態色彩，講稿是包路斯與密友米勒在人民警察的賓館中經過三天激烈爭論後產出的結果[305]。

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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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巴登的包路斯之墓

1955年年中，包路斯出現身體右側麻痹及語言障礙等症狀。維爾森的法斯鮑爾醫生（Dr. Wolfram Fassbauer）透過遠距診斷率先識別出病因為當時尚鮮為人知的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俗稱「漸凍人症」），隨後通知德勒斯登的弗拉德醫生（Dr. Flade），後者再轉介東德專科醫師呂爾教授（Prof. Dr. Lühr）確認[306]。包路斯的書寫能力日益衰退，手已無法聽從意志，除家書外的信件均須由副官拜特爾代為處理[306]。

1955年10月，東德政府安排包路斯赴巴特埃爾斯特療養三週，僅獲短暫改善[307]。同年底，症狀進一步惡化，出現循環障礙、持續疲勞和右腿疼痛，包路斯遂完全退出公眾視野[307][308]。1956年1月的第二次療養幾乎未見成效，病情持續惡化[307]。儘管如此，包路斯仍努力維持日常作息，每週三至四次前往戰爭史研究處參與討論，但已不再擔任實際領導工作；該處先由施瓦布上校（Otto Schwab）代管，1956年下半年再由施特恩上校接任[309]。包路斯始終希望將其對史達林格勒戰役的記述付梓，卻無法接受統一社會黨所要求的歷史詮釋框架，再三斟酌而無從下筆而愈加消沉[310]。在生命最後的歲月中，弗拉德醫生定期探視，以止痛藥物緩解包路斯的病痛[311]。女兒奧爾加頻繁來訪，瑪格麗特·喬治每週探望兩次，密友米勒雖自身健康欠佳，仍堅持從柏林赴德勒斯登探視[311]。兒子恩斯特-亞歷山大亦攜家人造訪，但父子間的政治分歧始終存在[311]。

1957年初，主治醫師一致判定包路斯已無治癒可能；應其本人請求，一個蘇聯醫療委員會專程前來會診，結論相同：疾病既不可治癒，亦無法控制[312]。此時包路斯已幾乎喪失語言能力，只能以筆在字母板上逐字指示來表達意思[312]。1月17日，施特恩造訪重病中的包路斯，要求其儘速撰寫一篇針對曼斯坦的史達林格勒研究，並指責其過去兩年幾乎未完成任何成果；事前施特恩已擅自開啟包路斯在研究處的保險櫃，背著本人影印了史達林格勒戰役手稿及自傳草稿[312]。1月30日，包路斯突發寒顫和高燒[312]。1957年2月1日下午5時許，包路斯在德勒斯登普洛伊斯街的別墅中去世，享年67歲[312][278]。

2月6日，葬禮在德勒斯登舉行。包路斯全體家屬從西德趕來，但葬禮並非其生前所期望的小型家庭儀式[312]：國家民主黨副主席海因里希·霍曼（英语：Heinrich Homann）致悼詞，國家民族陣線（德语：Nationale Front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國家委員會成員、國家人民軍代表以及密友米勒、阿爾諾·馮·倫斯基（英语：Arno von Lenski）、亞當等均出席[313][308]。家屬曾據理力爭，方使一位新教牧師獲准在官方儀式中主持宗教禮節[314]。遺體於同日在德勒斯登托爾凱維茨（Tolkewitz）墓園火化[308]。依包路斯遺願，骨灰其後由家人移往巴登-巴登，1957年3月7日安葬於家族墓地，與1949年去世的妻子合葬[314]。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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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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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路斯1942年6月照

包路斯的軍事才能在參謀領域備受肯定，但在實際作戰指揮方面卻備受質疑。早在戰間期，洛斯堡便評價包路斯「難以果斷、非常勤奮、非常認真，但不是快速工作者」[52]，這一判斷在史達林格勒戰役中得到驗證[315]。其子恩斯特-亞歷山大日後也形容父親「更像是引領者和思考者而非衝鋒者」[316]。

波克元帥認為包路斯在危急時刻缺乏「聖火」，是個「正派的人」但需要一位更強勢的參謀長[124]，因此刻意安排以強硬著稱的施密特擔任第6軍團參謀長，為性格優柔的司令官充當「緊身衣撐骨」（Korsettstange）[317]。第6軍團軍通信主官阿諾德上校（Arnold）坦言包路斯「對普通士兵從未建立起真正的內在聯繫，與人打交道不合其本性」[318]。比弗將包路斯與同團的隆美爾對比，認為前者「稱職但缺乏靈感」，且「對指揮鏈懷有過度的尊重」；其子的同袍軍官亦認為包路斯「與隆美爾或莫德爾相比，更像是一名科學家而非將軍」[319]。蘇聯方面的情報評估與德方同僚的觀察不謀而合：1945年1月，內務人民委員部根據一名受命接近包路斯的被俘將領所撰寫的秘密報告，將其定性為「一個有義務感、思想高尚、才智敏銳且具藝術傾向的人，但缺乏戰鬥性格且優柔寡斷」[320]。

馬丁·米德爾布魯克（英语：Martin Middlebrook）的評價更為直截了當：「天賦出色的參謀軍官、缺乏靈感的指揮官、凡事唯命是從的將領⋯⋯當25萬人的命運握在手中時，他僵住了，幾乎只是聽任事態朝著全軍覆沒和大多數官兵悲慘死亡的方向發展」[5]。米德爾布魯克指出，包路斯在和平時期曾指揮步兵連和營，卻從未在戰場上指揮過任何部隊，即被直接賦予一個軍團的指揮權，這是一項「致命的錯誤任命」[109]。格里茲基從指揮學角度比較包路斯與崔可夫，認為包路斯「缺乏想像力且笨拙」的正面突擊戰術在崔可夫靈活多變的巷戰戰術面前完全失效，就城市戰而言被崔可夫「決定性地智勝」[321]。

不過，第6軍團的覆滅並非僅是包路斯個人的失敗，而是一連串錯誤決策環環相扣的結果[322]。其根源可追溯至「藍色方案」計畫階段對蘇軍反攻能力的嚴重低估，以及將進攻兵力分散投向伏爾加河與高加索兩個方向的致命戰略失誤[323]。包路斯被包圍後是否應遵從塞德利茨的敦促下達自行突圍命令，歷來是爭議焦點。迪德里希認為，這樣的決定「幾乎無法要求包路斯做到」（kaum zu verlangen），因其缺乏對整體戰局的全面瞭解，突圍成敗並不確定，且在沒有外部支援的情況下，軍團級別的突圍行動極為複雜[315]。更關鍵的是，當包路斯之上的整個國防軍指揮層級同樣無力抗衡希特勒的決策時，將全部責任歸咎於一人並不公允[315]。洛斯堡戰後對此有更為完整的評價：「悲劇在於，恰恰是正派、聰明但本質上帶有從屬性格的包路斯，必須在史達林格勒指揮第6軍團。認識包路斯的人從一開始就知道，不能指望其做出違背任務的獨立決定。再說一次：在賴歇瑙麾下是優秀的參謀長，但絕非能基於更高見識在必要時採取革命性行動的總司令」[315]。格里茲基對突圍可行性的評估更為悲觀：希特勒總部此前已命令將第6軍團的挽馬和機動運輸工具送往後方100英里以上，加之燃料嚴重不足、部隊在持續巷戰中已極度消耗，獨立突圍的可能性「即便以最樂觀的估計也難以實現」[321]。

性格與政治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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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包路斯的個性，副官亞當上校回憶道，包路斯「頭腦敏銳、邏輯無懈可擊，令所有同事印象深刻⋯⋯對下屬而言，包路斯是一位仁慈且總是正確的上級」[108]。第一任參謀長海姆上校描述其外表「衣著整潔、雙手纖細，總是衣著體面、白色衣領閃亮、靴子擦得鋥亮，與那位總是刻意弄得滿身戰鬥污垢的前任形成了鮮明對比」[108]。在軍中，包路斯有「高貴的閣下」（The Noble Lord）和「我們最優雅的紳士」（Our Most Elegant Gentleman）等綽號[112]。哈爾德認為包路斯從不暴躁或固執，總能以得體的言辭掩蓋個人好惡，是難得的顧問人選，但也正因如此，在關鍵時刻往往無法果斷拍板[324]。迪德里希認為，包路斯凡事深思熟慮、反覆權衡，但也正因如此特別容易受人影響（beeinflussbar），尤其對強勢而自信的人缺乏抵抗力[325]。從古德里安、賴歇瑙、哈爾德到施密特，再到蘇聯戰俘營中的米勒，都曾深刻左右其判斷和抉擇[325]。這種三思而不決的性格在戰俘營中同樣表露無遺。1943年9月，塞德利茨等將領紛紛加入「德國軍官同盟」，包路斯卻堅持「我的決定時刻尚未到來」，聲稱自己「以冷靜的態度看待問題，對整體局勢的判斷與其他將領有所不同」[326]。塞德利茨對此的評價很直白：包路斯「寧可秘密合作，也不願公開從事政治活動，因為他太保守了」[239]。優柔寡斷的背後，是包路斯對上級權威近乎絕對的服從。1938年，時任陸軍參謀總長貝克在辭職前曾警告，軍人的服從「在知識、良知和責任禁止執行命令之處即有其限度」[327]，但包路斯終其一生都未能踐行這條原則。迪德里希的總結是：包路斯是「一位極為能幹的軍人，清楚意識到自身的才能與責任，卻如同其世代的許多人一樣，無法違背服從義務和自身性格行事」[7]。

包路斯的政治立場始終模糊而保守，從不公開表態[328]。對共產主義的排斥根植於家族經歷：妻子的家族在羅馬尼亞遭共產黨沒收財產，1918年後家中又接待了多位來自前沙俄的流亡貴族及波羅的海貴族，如祖博夫伯爵（Graf Zouboff）、胡涅女男爵（Baronin Hühne）和加加林（俄语：Гагарины）親王（Fürst Gagarin）[329]，這些經歷使包路斯終生厭惡共產主義。包路斯對魏瑪共和國同樣缺乏信任，1923年親歷魯爾危機和政治動盪後，更加懷疑共和體制[330]。迪德里希認為，包路斯的政治立場並非個案，而是整個國防軍軍官階層的縮影[331]。這批軍事精英信奉國家保守主義，追求威權國家和軍備擴張，反對民主和共產主義，這些主張與納粹的政策天然合拍[331]。包路斯雖然本能地排斥納粹的暴力和種族意識形態，卻把這些當作鞏固國家的「過渡性必要手段」（transitorische Notwendigkeit）[331]。隨著獨裁日益加深，包路斯和多數高級軍官一樣，養成了「各管各的」（sektorale Zuständigkeit）的思維習慣：軍人只管打仗，政治的事交給政治人物[332]。靠著這套邏輯，他把戰爭責任和猶太人迫害等問題統統推給了政治領導層。不過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包路斯確實按良知行事：接替賴歇瑙指揮第6軍團後，部隊的戰爭犯罪行為明顯減少[333]。

迪德里希指出，包路斯對希特勒個人幾乎到了崇拜的地步，深信元首同時具備政治和軍事上的天賦[333]，這點實在頗為矛盾，包路斯在擔任哈爾德副手期間，對各戰線的困境、國防軍進攻能力的不斷衰退瞭如指掌。然而1939至1940年閃擊戰的大勝、冬季危機中堅守命令後的轉危為安、1942年夏季直抵伏爾加河的長驅直入，這些經歷一次又一次強化了包路斯對最高統帥的信任[333]。這份信任還有更深的根源：「刀刺在背傳說」。包路斯相信德軍在一戰中並非敗於敵手，而是被國內的革命力量從背後捅了刀[334]，唯恐抗命將重蹈一戰覆轍的觀念深刻影響了其在史達林格勒的表現[334]。包路斯晚年曾反思道：「將領們在這種情況下追隨了希特勒，結果完全捲入了他的政策和戰爭行為的後果之中」[335]，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曾對此評價道，相較於戰後大批將領極力撇清與納粹的關係，「包路斯似乎比較誠實」[336]。

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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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第6軍團覆滅前夕將包路斯晉升為元帥，意在迫使其自盡殉國，因為歷史上從無普魯士或德國元帥被俘的先例[337]。包路斯最終選擇投降，成為德國軍事史上第一位在戰場上被俘的元帥[202]。

迪德里希認為，包路斯是時代的產物（Produkt seiner Zeit），也是國防軍新一代高層軍官的典型代表，這批人在希特勒的戰爭中忠實服從命令，卻很少追問自己該負什麼責任[322]。在迪德里希看來，包路斯的例子足以延伸出一個議題：為什麼服從可以凌駕於責任和良知之上？[327]他出身基層文官家庭，憑軍官生涯一路攀升至國家頂層，先後經歷威廉帝國、威瑪共和、第三帝國和東德四個截然不同的體制，因此可將其視為整整一代軍官在服從、責任與良知之間集體困境的縮影[338]。然而，在1933至1945年間服役的2,344名德國將領中，絕大多數至今仍缺乏詳細的傳記研究，現有著作集中在貝克、布隆堡、布勞齊區、古德林、曼斯坦、隆美爾等人，軍團指揮官和作戰層級的將領則鮮有涉及[339]。包路斯同樣長期缺乏系統性的學術傳記，直到2008年迪德里希出版傳記才填補了這一空白[339]。

戰後圍繞史達林格勒責任歸屬的敘事長期由曼斯坦主導。曼斯坦在回憶錄中將災難的責任分攤給希特勒與包路斯，指控包路斯未執行突圍命令，同時將自己塑造為受元首無能所誤的天才統帥[340]。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包路斯選擇承認自己的罪責[341]。1955年，包路斯在一份未完成的手稿中寫道：「主觀上，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民族服務。客觀上，他們卻成了一個自己所反對的、對民族有害的體制的支柱。我當時也陷入了這一迷誤，但毫不猶豫地承認這一點」[278]。對於第6軍團的命運，包路斯同樣直言：「鑑於1942至1943年之交的局勢，我相信在史達林格勒長期堅守恰恰是為德國人民的利益服務⋯⋯對於第6軍團的官兵和德國人民，我為執行最高統帥部的堅守命令直至崩潰承擔責任」[341]。彼得·施坦坎普（Peter Steinkamp）指出，包路斯因此成為唯一一位願意公開承認自身罪過的高層參與者[278]。然而這番自省並未獲得普遍認同。蘇聯戰俘營的情報報告顯示，多數被俘軍官認為包路斯既親自指揮又參與策劃軍事行動，出庭作證「有失尊嚴」，「在道義上無權指控戈林、凱特爾和約德爾，因為他以前與他們是一丘之貉」[342]。不過也有人為其辯護，弗蘭岑（Fränzen）將軍便表示：「包路斯的證詞正確且完全正當。為了德國人民的利益，包路斯必須這樣做」[343]。

迪德里希在傳記結語中指出：包路斯既不是史學界習慣標籤的「納粹軍事領袖」，也不是西方媒體渲染的「共產主義皈依者」[344]，認為其並非戰爭罪犯，卻是第三帝國戰爭行為的共犯（Mitschuldiger），而這份共犯關係更多來自順從，而非堅定的信念[344]。迪德里希指出，1950年代的西德輿論之所以將包路斯視為叛徒，主要因為其公開反對聯邦德國加入北約並試圖拉攏前戰友，這些舉動在冷戰對峙的氛圍下引發了強烈反感[325]；而許多簡單化的評價在此後數十年間逐漸被學界修正，尤其是冷戰結束、東德檔案開放之後，關於共犯責任的討論重新浮上檯面[325]。迪德里希認為包路斯是一個愛國的民族主義者，先後身處兩個獨裁體制卻始終未能看穿其本質：在第三帝國，包路斯並非納粹的直接擁護者，卻真心相信自己是在壯大祖國；在東德，包路斯行事謹慎得多，只是追隨自己對統一德國的責任感行事[344]。克諾普則評價包路斯一生「夾在史達林格勒的沉重責任與無法理解的新政治壓力之間，始終是個局外人」；從蘇聯回來「如同踏入了一個陌生的國度」，最終「這個書寫了德國歷史兩個悲劇篇章的人，孤獨地死去」[345]。約德爾在紐倫堡審判則簡要地評價包路斯：「我對他只有同情」[345]。

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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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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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包路斯在陸軍人事檔案中從未出現過貴族的「馮」字[9]，而蘇聯方面的文獻都傾向稱其為「馮·包路斯」，因為蘇聯人認為所有高位階的德國軍官都出身貴族，這也是一個至今仍被許多西方歷史學家常犯的錯誤[10]。
  2. ^ 兩人的相識源於伊蓮娜的兩位兄弟正在同一團服役，包路斯在與兩兄弟一同在黑森林度假時結識了她。對於有志晉升的軍官來說，迎娶外國妻子並非慣例，但羅塞蒂家族的王室背景可能起了促進作用[22]。
  3. ^ 8月6日，第111步兵團在拉施塔特動員完畢後乘火車前往弗萊堡前線。8月8日，包路斯所屬的第3營進駐上里姆辛根（德语：Oberrimsingen），次日越過萊茵河進入法國。8月20日至21日，該營參與霍赫瓦爾特（Hochwaltsch）方面的戰鬥，第111步兵團共300人傷亡，其中第3營有87人負傷、30人陣亡[23]。
  4. ^ 包路斯此一職務的正式名稱為第一軍需總監（Oberquartiermeister I），為負責作戰事務的副參謀長職務，不過中文文獻將其翻譯為副總參謀長[67]。
  5. ^ 第6軍團全力運作需每日750噸補給，維持戰力需500噸，而71天空運期間平均僅交付約115噸，僅有4天達到300噸的最低生存需求[181]。口糧從11月26日起逐步削減，由每日1,500卡降至12月8日的1,000卡[182]；到12月底所有儲糧耗盡、馬匹全數屠宰，1月1日士兵每日僅能分得50克麵包[183]。
  6. ^ 包路斯要求下級軍官向其彙報，並試圖指定各營房最高階者為營房長，惟蘇方拒絕此項請求，以防嚴密的組織妨礙對個別戰俘的政治工作[226]。他還曾致函駐安卡拉和東京的德國大使館請求寄送軍服和元帥肩章，信件卻被蘇方截留未予轉交[227]。
  7. ^ 凱特爾的律師奧托·奈爾特質問包路斯為何不向最高當局提出異議，包路斯回答：「當時我作為軍人的處境，讓我無法採取行動。」律師進一步追問其是否曾與哈爾德討論對蘇作戰問題，包路斯承認：「我們對此表示嚴重保留。」史塔爾的律師質問其為何仍接受第6軍團的任命，包路斯答道：「在我接受任命時，我並沒有預見到這一切的規模。我的行動是出於為祖國服務的願望」[266]。
  8. ^ 喬治是一位比包路斯年輕許多的女性，其丈夫早在1949年已出走西德，她獨自在德勒斯登一家商店工作。這段關係引起了史塔西的密切關注：當局發現她有一位姑母在西柏林經營菸草店，因此懷疑她可能與西德方面有聯繫，並嚴密監視這段關係[293]。

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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