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都春

锡伯族汗都春
《张良（链）卖布》片段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	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新疆嘎善文化传播中心
分类	曲艺
序號	50
編號	Ⅴ—3
认定时间	2007年

汗都春（錫伯語：ᡥᠠᠨᡩᡠᠴᡠᠨ，羅馬化：handucun），又称秧歌儿、小曲子、秧歌剧、迷胡调等，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活的锡伯族流传的曲艺剧种，主要流布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汗都春是传入锡伯营的郿鄠（曲子戏）等曲艺、戏曲与锡伯族民间音乐、舞蹈结合形成的曲艺形式。汗都春分为平调和越调，诞生早期以汉语演唱，现以锡伯语演唱。汗都春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称谓含义

汗都春亦被称为秧歌儿、小曲子、秧歌剧、迷胡调等。汉语“汗都春”是锡伯语“ᡥᠠᠨᡩᡠᠴᡠᠨ”的音译，而锡伯语“汗都春”则由汉语“秧歌”意译而来，由满语“稻、稻谷”（ᡥᠠᠨᡩᡠ）和“歌曲”（ᡠᠴᡠᠨ）组合而成，本意即秧歌。秧歌在新疆锡伯族民间还有“ᠶᠠᠩᡤᠠ”的称呼，是汉语“秧歌（秧歌儿）”的音译。秧歌儿亦会被称为（“ᠶᠠᠩᡤᠠ
ᠮᡠᡩᠠᠨ”），即“秧歌调”之意。

锡伯族西迁前后，民间已有秧歌的民俗。锡伯语“汗都春”和“秧歌儿”在此时的含义一致，区别仅在“汗都春”为书面语，“秧歌儿”为口头语。随着迁居新疆的小曲子（即新疆曲子）艺人的人数增多，锡伯族民众也开始观看新疆曲子表演。因新疆曲子走唱的部分表演形式和秧歌类似，所以锡伯族民间称呼新疆曲子也为“秧歌儿”。在新疆的锡伯族中，锡伯语“秧歌儿”长期以来既指秧歌民俗，也指新疆曲子这种曲艺形式。而锡伯语“汗都春”一词一度绝于记载。

随着秧歌民俗在锡伯族中逐渐消失，锡伯语“秧歌儿”和秧歌民俗开始出现差异。至1980年代末《锡伯汗都春》一书出版后，开始以锡伯语“汗都春”作为曲艺形式的称谓，以区别于秧歌民俗。汉语的“汗都春”称谓也因此书出现。2006年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是使用“秧歌儿”还是“汗都春”作为曲艺形式的称谓产生争议，最终选择以“汗都春”为名以区别于秧歌民俗并体现民族特色。此后，“汗都春”的称谓在官方文件、宣传、活动中得以被推广。

“小曲子”、“秧歌剧”、“迷胡调”等称呼皆不常见，“小曲子”仅流行于20世纪初。“秧歌剧”在20世纪中期开始多被用于汗都春剧本。“迷胡调”是因为戏曲形式的汗都春源自于郿鄠（即曲子戏），仅个别艺人使用。

流传沿革

早期出现

平调

早期的汗都春发展与早期的新疆曲子一脉相承，都是继承明、清时期迁往新疆的艺人所带来的小调、曲艺、戏曲。但在新疆生活的锡伯族何时开始表演汗都春的并无明确记载。已知的是平调的出现要早于越调。对汗都春平调已知最早的记载源于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署锡伯营领队大臣喀尔莽阿祭图公文及颂辞》（锡伯文）及同时代的民间抄本《滴水集·伊犁变乱纪》（锡伯文）。二者分别记载了同治十二年（1873年）为庆祝吐伯特诞辰而献演汗都春，以及同治四年（1865年）锡伯营领队大臣总指挥喀尔莽阿邀请汗都春艺人前往乌珠牛鹿表演汗都春。不过此后，“汗都春”鲜少记载。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初期，锡伯族艺人会到惠远城（今霍城县）、宁远城（今伊宁市）学艺。锡伯营八旗牛录官员会为这些艺人提供学费，并聘请艺人在各牛录演出。这些艺人也会在各牛录组建业余班社，传艺排演。平调在锡伯营各牛录快速普及。汗都春平调在各个牛录的传播不完全相同。以依拉齐牛录（爱新舍里镇依拉齐牛录村）为例，依拉齐牛录是最早接受平调的，也是早期平调表演中心。在光绪八年（1882年）清廷收回伊犁后，平调艺人伊塔尔珲返回依拉齐牛录组织业余表演队，并培养出西特合尔等平调艺人。西特合尔、柯达勒康、柯兴图兄弟几人是牛录中表演平调最出名的，西特合尔不仅善唱，也会演奏三弦、四胡等乐器。此后又出现有克西春、保谦等艺人。再后有以寿谦为代表的一辈平调艺人。寿谦曾在惠远城“武备学堂”学习，也与新疆曲子戏名角有深厚情谊。自1920年代起，寿谦是名气较大的汗都春平调艺人。

到1930年代，汗都春平调因越调的传入而式微。到1940年代，能够完成熟练演唱汉语汗都春平调的乌珠牛录（爱新舍里镇乌珠牛录村）艺人仅兴里山一人。

越调

越调的出现或源于辛亥革命前后，但直至1930年代才开始在锡伯族民间广泛流传。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开始，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活跃的锡伯族新疆曲子艺人谭秀英多次在伊犁惠远城开馆收徒，其中包括“要命花”（郑琴太）、钠登阿、富光寿、富清、寿谦等6位锡伯族青年。他们与到察布查尔演出的“东北红”等人开创汗都春越调的表演。在“要命花”（郑琴太）、寿谦等人的影响下，各牛录出现苏林、丰昌、萨景阿等越调艺人。克西春、春林、善宝等几代平调艺人也开始开始向寿谦等人学演越调。当时常演的剧目包括《李彦贵卖水》《张链卖布》《宋江杀楼》等。

语言变化

早期锡伯族学习、演出汗都春时皆采用汉语，直至1940年代初。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出现已知最早翻译成锡伯语的剧目，是由寿谦翻译、改编的《秦香莲》和《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殷德阿翻译、寿谦改编的《十五贯》。三区革命时期，管兴才等锡伯族文人及寿谦等汗都春艺人开始大规模翻译、改编汉语剧目，《张链卖布》《李彦贵卖水》《卖油郎》等汗都春剧目在此时翻译而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传统汉语剧目翻译成锡伯的工作基本完成。锡伯语的演出为锡伯语汗都春的创作奠定基础，1940年代开始出现由锡伯语创作的新剧目，其中具有较大反响的是由春林创作的《吾欣保（农家乐）》。

当代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汗都春念白和唱腔基本用锡伯语表演。1956年，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曲艺辅导组，组织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培训民间艺人、在各乡举办巡演和文艺汇演，汗都春是其中一部分。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汗都春的表演是传统戏与新编剧并存时期。1950年代开始，锡伯族人创作出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发生的变化为主题的剧目，如《人民公社好》等。创作者有何耶尔·兴谦等人。同时期，察布查尔多个牛录出现自己的汗都春艺人，如堆齐牛录的双柳等；乌珠牛录的吴景石等；依拉齐牛录的久彦等。

文化大革命时期，锡伯族扭秧歌的习俗基本消失，秧歌和汗都春开始出现差异。文革期间，汗都春移植过京剧《龙江颂》《沙家浜》《红灯记》等样板戏片段，也创作过《作业组的风波》《动员》等为配合政治形势的剧目，还存在反映日常的汗都春《巧遇》等。此时创作汗都春的作者有佟铁山、贺文君何耶尔·兴谦等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尤其是1980年代后，汗都春创作以创演新戏为主。出现塔琴台、佟铁山、金兰等人创作汗都春剧本，创演《更上一层楼》《勤劳致富》《新事新办》等剧目。同时期出现1950年代以后出生的汗都春艺人安吉梅、秀凤、安霞霞等人。1980年代，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成立的“民间音乐、图案收集整理委员会”开始收集和整理汗都春等锡伯族民间音乐，音乐方面的负责人为塔琴台。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信息全球化冲击着汗都春等传统文化，汗都春陷入不景气。同时锡伯文创作领域、人才减少，汗都春艺术逐渐失去创造活力，传承能力也随之减弱。出现传承队伍老龄化、表演程式简单化、剧目表演短期化、演出活动任务化的状态。到2024年，老一代汗都春艺人逐渐退出舞台，只有为数不多的新汗都春艺人，会以演出队的形式演出。此时期即创作《小村大梦》《采花》的新剧目，也展演《张链卖布》等传统剧目。

非遗保护

名录方面，2007年，第一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锡伯族汗都春”由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新疆嘎善文化传播中心申报，作为曲艺项目位列其中。2009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公布第一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锡伯族汗都春”位列其中。

措施方面，入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后，堆齐牛录乡被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县委、人民政府确定为“汗都春之乡”。为保护和发扬汗都春艺术，堆齐牛录乡堆齐牛录村搭建汗都春文化大院和传习所，并成立民间艺术团体。到2019年，村里有2位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另外，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也会组织学习班、剧种保护行动等措施以挖掘、保护、传承汗都春，如2022年举办的锡伯族汗都春传统乐器演奏技能培训班。2025年，为保护汗都春，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举办“2025年濒危剧种保护行动”，创编、展演汗都春剧目，提升器乐演奏技能。除了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演出外，汗都春表演团体也会在新疆及中国大陆其他地区展演。如2025年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举办的第十三届“‘西域春杯’新疆曲子交流展演活动”、2020年在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的“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中，皆有汗都春表演团队的演出。

出版物方面，1989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锡伯汗都春》一书，主要收录剧本、曲谱。201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肖学俊、韩芸霞、文小龙合著的《伯族汗都春艺术》是第一本系统介绍汗都春艺术的著作。新疆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原生态锡伯族汗都春艺术》被国家新闻出版署选入《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出版项目（2023年度）入选名单》。除此之外，集成或志书类书籍也收录汗都春的相关资料，如1995年《中国戏曲志·新疆卷》、1996年《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新疆卷》、2003年《中国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2009年《中国曲艺志·新疆卷》等。

表演特征

穿着

早年，汗都春表演时身段等基本沿袭新疆曲子。改用锡伯语演出后，舞台表演趋近于生活化。中老年艺人穿长袍、坎肩，头戴礼帽。有的男性会身穿锡伯族服饰奇木齐（深蓝色，类似长袍）。中年女性穿长袍，腰系绸缎，头戴锡伯族传统头饰，手持扇。扮演年长女性会系系脚带。年轻女性穿旗袍。演古装戏时会身着戏服，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便鲜少有穿戏服的汗都春演出。现今表演汗都春时，一般只用身着符合人物特征的装束即可。

表演

汗都春平调可分为坐唱和走唱。坐唱多由一人表演，演员自弹三弦或由他人伴奏，鲜少装扮，坐姿表演。汗都春在表演时以唱为主、念白为辅。演出常为一个曲牌叙述一个故事，一曲到底。平调坐唱也会有分角色的两人或多人情况，表演和一人表演差别不大。平调后发展成走唱，由二至三人表演，多为一男一女或一男二女。演员会打扮或化妆。演出时演员会扭着上场，表演以唱念和“男走八字，女走十字”的舞步相结合为主。走唱出现初期，表演仍为一个曲牌叙述一个故事，一曲到底。不过演出时会分角色，即分为小生、小旦或者小生、小旦、小丑。随着汗都春的发展，平调走唱也出现多个曲牌叙述同一个故事的剧目。因音乐旋律优美，常被用来填新词。又形成多人齐唱、无情节和角色的表演唱。一些曲牌也因此得以保留。

汗都春越调与新疆曲子相同，源自陕西郿鄠。越调存在生、旦、净、丑的行当区分，也有剧本和表演程式。演出时也会利用道具、布景等。因具有戏曲特征，且更多的表现手法和故事内容，让越调逐渐取代平调。

舞蹈

汗都春以唱为主，虽有舞蹈，但动作相对单一。舞蹈表演形态保留有东北秧歌、二人转的基本特征，不过在东北秧歌的动律基础上加上抖肩等动作，并减弱腰身扭动幅度。形成以“男走八字、女走十字”为基础的肢体动作，即“八坡儿”。如剧目《小放牛》，一男二女边唱边舞。舞蹈形态为男左手持扇，女双手持腰间红绸缎，三人边扭边绕八字互换位置。汗都春的舞蹈动作也吸收了新疆曲子的表演特点，通过不同的动作设计来突出角色的性格特征。如旦角的舞蹈要扭得欢快、走得漂亮，轻盈活泼；丑角舞蹈更为幽默诙谐。除此之外，汗都春的舞蹈动作也吸收了锡伯族本民族以及蒙古族、回族的舞蹈特色。

曲式曲目

汗都春平调和越调两种唱腔的音乐形式上具有差别，曲调一般不会混用。

平调

汗都春平调曲牌主要为徵调式，其次为羽调式。板眼以一板一眼（
）为主，穿插有一板二眼（
）。平调旋法特征包括句句双、垛句、合尾、移宫犯调等。平调音乐除伴奏曲牌外，演唱曲调有超过30首，包括〔玩花灯〕〔赤壁〕〔送情人〕〔下三屯〕〔下四川〕〔闹元宵〕等。最初这些都为剧名，后经改编成为曲名，后又发展出曲调联缀形式。以《编席》为例，以伴奏曲牌〔对席〕开场，后接演唱曲调〔卖香烟〕〔赤壁〕〔下三屯〕〔玩花灯〕〔送情人〕〔十里墩〕〔冻冰〕，结尾为演唱曲调〔闹元宵〕。汗都春平调存在不同曲目共用同一曲调的情况，如《下三屯》《卖香烟》的部分曲调与《钉缸》的部分曲调完全一致。

汗都春平调的唱腔源自于甘肃、青海等地的小曲，如甘肃小曲子、宁夏曲子戏、青海越弦、兰州鼓子等，加入了锡伯族民歌附点、切分等节奏特点。平调音乐具有优美的旋律和庄重明朗的风格。平调常见音乐结构包括单乐段两乐句、三乐句、多乐句等。汗都春平调剧目代表作包括《小放牛》《花亭相会》《碾米》《编席》 《钉缸》《下三屯》等。其中翻译自汉语剧种的是《小放牛》《碾米》《花亭相会》。

越调

汗都春越调同样以徵调式为主，但增加了宫调式。越调板眼与平调基本一致。越调旋法特征包括长短句、变化重复等。常用的曲牌有超过40种，包括〔将军令〕〔琵琶调〕〔西京〕〔采花调〕〔勾调〕〔小放牛〕等。越调各曲牌的连缀方式与郿鄠、兰州鼓子、青海越弦、甘肃小曲子的连缀方式相同。汗都春越调结构常以〔开场越调〕开始，后据剧目情节接不同曲牌或伴奏，最后结尾用〔收场越调〕。以《吾欣保（农家乐）》为例，〔开场越调〕结束后接〔西京〕〔五更〕〔岗调〕〔紧诉〕〔剪靛花〕〔采花调〕〔软西京〕，最后以〔收场越调〕收尾。

汗都春越调唱腔通俗、明快。既包含郿鄠（曲子戏）的风格，一些间奏、过门调具有锡伯族音乐的特点。越调常见音乐结构包括单乐段两乐句、三乐句、多乐句等，也存有乐段与落音乐段为一体的结构，包括〔西京落音〕〔紧诉落音〕等。传统越调剧目有数十出，其中翻译自汉语剧种的包括《张琏卖布》《闹书馆》《断桥》《李彦贵卖水》《李亚仙刺目》《小姑贤》等，用锡伯语创作的剧目有《吾欣保》《编席》等。新编现代戏包括《白毛女》《赤叶河》等。

伴奏乐器

表演汗都春所使用的乐器与新疆曲子乐器基本相同，既可以为平调伴奏，也可以为越调伴奏。三弦、四胡、扬琴、丁善（碰铃）、夹板（竹板）为早期表演汗都春的伴奏乐器，1950年代后又加入二胡、小提琴、曼陀林、板胡等乐器，三弦因其响亮的音色和宽广的音域被作为主奏乐器。表演汗都春时，乐器无固定音高，取决于演员的嗓音调门绝定。 〔满天星〕 演奏平调、越调时，三弦定弦不同，演奏平调时，定弦g a e¹，演奏越调时，定弦c g c¹。在平调、越调交叉演唱时，可用越调三弦演奏。越调表演中，三弦的主奏地位更为明显，夹板演奏形式也更为丰富。在平调演出中，汗都春乐队除给唱腔伴奏外，还有在开场、过场、结束时演奏的器乐曲牌。分别为〔公彩风〕〔对席〕〔三伯儿〕〔四合子〕〔五少夫〕〔六情娘〕〔七庄子〕〔八破〕。

参考文献

书目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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